第120章 曲折人生路（2 / 2）
我在县委办公室以后，研究报告文学，写农村调查，写通讯报道。从文学上给我鼓励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心理学，我那时候乱读书，什么达尔文，什么经济学。这几年读了一点书。1961、1962、1963、1964、1965、1966，这几年又读书又写作，提高比较快。通讯报道搞上去了，报告文学也写出来了，30岁到35岁，这是我的全盛时期。“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还读么得书呢？“文化大革命”中，俺县里烧书卖书，曾月友带了个不好的头。他把原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夏汝宋的书籍《红楼梦》《东周列国》等，用一张板车一推起，夏汝宋走前头，戴高帽子，剃的边边头，游街示威。夏汝宋自己把满板车书一拖起，后头是曾月友率领的游行队伍。反复搞了几次。县委办公室带了这个头，一些人都跟到交书、卖书。“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在坡头供销社陪戴笃伯。1966年9月份，我从坡头回来，曾月友和周文昌就到我房里去收书。周文昌是在监委会的审干办，曾月友是县委办一般干部。其实曾月友还是我发现的，1960年我在报社，他在供销社工作，他跟报社投稿，我觉得还写得可以。报社要调人，我就向高志文推荐他。高志文就要我再去向他约稿。后来报社调了丁晋山，我就向县委办推荐。曾月友和周文昌到了我房里，收走了我的全部日记，全部语言笔记，全部生活素描、文稿、札记，统统摆到档案馆。伍顺生算了我的日记数，有一百多万字。“九·二四”抓右以后，给被造反的对象平反，日记等一些文稿都退给了我。
夏汝宋看过《燕山夜话》，经常报告中讲那些故事，他被打成小邓拓。
1968年下放，拆庙赶和尚拉出县委机关，组织“下放干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县委机关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都下放哒，周立民、詹顺初、邱德顶都学到补套鞋。我当时下放到朱家铺公社金鸡大队万坝生产队，只歇了两夜，家伙放在那里，公社党委书记陈鸿云，领起我到处给他写材料，吃好的。下放之前，我也再没有打算写东西哒，看到难得搬，一些日记等之类的东西都统统烧掉哒。
夏汝宋游街之后，上头号召交出封资修黑货，我就交了一部分，卖了一部分，这是1966年。共有七八百块钱的书刊，共卖了二三十块钱。当时不觉得心疼，而今想起来就心疼得很。连我的女儿嬿婉看《青春之歌》，我还打了她一耳光，说：“这样稀烂的书，毒草啦，都拿起啃。”我把政治书籍就留起哒。小说只有鲁迅的就留起哒。自然学、植物学、土地学、逻辑学、心理学之类就留起哒。觉得这些书搞生产去还作用。
1968年12月份下放，冬天里落雪搞了几个材料，之后没有到金鸡大队去哒，就安排我到同心大队同心生产队向文新家里，三兄弟，两根筷子夹根骨头，穷得很，没得菜吃。向文新的堂客是我跟他找的，是我跟他相的亲，是我跟他做的主。我是侵种谷的时候搬到该队来的。少了牛力，我就拉犁、用牛，搞了一个月，这下县里就召开党员代表大会，筹备会议材料，把我抽上来哒，反正不得脱线啦，这个事，那个事，都是要写。后来，陈鸿云就要我到朱家铺公社办公室，没有要得县里赢。大概是何英琼跟何秋舫讲哒，借到县革委通讯组工作，编制不在通讯组。那时候，胡巨保就巴我得很啦！要我告诉他写材料。1970年元月，我写了一篇沧港公社捕捞大队搞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调查材料，刊登在《湖南日报》头版头条，影响比较大。
我两次住医院，共住了16个月，住在湖南医学院附一医院。就是那个报道之后，何英琼还舍不得我去住医院。接着写了捕捞的报道之后，就要我写武装部如何改善领导干部作风的报道。伍顺生硬不伸手，因为他怕写不出来，登不了，交不了武装部的差。他这个人滑就滑在这里。佘光辉跟我一起搞，他忧心忡忡，生怕发不了，脱不得乎。我两个住在省军区招待所，写了十多天。一直到六月份的时候才发表出来。同时，胡巨保搞了个反应春插的假报道，数字是假的。我招呼他搞不得，他搞了，结果追责任。
我的病就是在省军区招待所改稿，脑壳昏，吃馒头牙齿都流血，我查了好多地方，都没查出来，我懒查得哒，佘光辉说：查去。结果到湖南医学院查出了病根，是“真性红血球增多症”。要我住医院。何英琼找秋舫同志批了二百多块钱，这一下住了十个多月，在医院过春节，当病室指导员，带起病友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1970年。这年我读了一些经济学的著作，我当时想：反正县委办公室我是回不了哒，我也不想回去，因为“文化大革命”前，出身不好的都调出了县委机关，我之所以没有被调出是因为还能写。我在1961、1962、1963年，年年评为先进模范，后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连劳模也评不上了，更莫谈提拔。还有人诬告我的哥哥曹逸民是南化安剿共纵队的成员。这事直到1972年才做出结论。
我在医院准备走经济研究的道路。到农村办一个点，每年写两篇文章，还干它30年。1971年2月，我从医院回来了，当时听到李扬中跟我打招呼，说是要抓我的“五一六”分子，老子就跟附一医院赵善灿医生打了个电话，又去住医院。刘勇听黄贤湘说我在住医院，就到医院去看我，鼓励我搞创作，写小说，说是不能搞专业，搞业余嘛。我就开始读《艳阳天》。我是1970年2月定编到文化站的。我第二次又住了6个月医院。我回来后，就到南湖渔船上去体验生活，对渔民产生了感情，打算写渔民的东西。
1972年3月成立县革委文化组，我和李扬中就调到文化组，做一些组织工作，这是军代表吴海堂、佘光辉的领导。1972年5月成立汉寿县革委创作组，委派我负责，创作组成员：朱诗林、杨任重、伍连朋、杨远新。
1980年4月5日于汉寿古城 ↑返回顶部↑
夏汝宋看过《燕山夜话》，经常报告中讲那些故事，他被打成小邓拓。
1968年下放，拆庙赶和尚拉出县委机关，组织“下放干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县委机关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都下放哒，周立民、詹顺初、邱德顶都学到补套鞋。我当时下放到朱家铺公社金鸡大队万坝生产队，只歇了两夜，家伙放在那里，公社党委书记陈鸿云，领起我到处给他写材料，吃好的。下放之前，我也再没有打算写东西哒，看到难得搬，一些日记等之类的东西都统统烧掉哒。
夏汝宋游街之后，上头号召交出封资修黑货，我就交了一部分，卖了一部分，这是1966年。共有七八百块钱的书刊，共卖了二三十块钱。当时不觉得心疼，而今想起来就心疼得很。连我的女儿嬿婉看《青春之歌》，我还打了她一耳光，说：“这样稀烂的书，毒草啦，都拿起啃。”我把政治书籍就留起哒。小说只有鲁迅的就留起哒。自然学、植物学、土地学、逻辑学、心理学之类就留起哒。觉得这些书搞生产去还作用。
1968年12月份下放，冬天里落雪搞了几个材料，之后没有到金鸡大队去哒，就安排我到同心大队同心生产队向文新家里，三兄弟，两根筷子夹根骨头，穷得很，没得菜吃。向文新的堂客是我跟他找的，是我跟他相的亲，是我跟他做的主。我是侵种谷的时候搬到该队来的。少了牛力，我就拉犁、用牛，搞了一个月，这下县里就召开党员代表大会，筹备会议材料，把我抽上来哒，反正不得脱线啦，这个事，那个事，都是要写。后来，陈鸿云就要我到朱家铺公社办公室，没有要得县里赢。大概是何英琼跟何秋舫讲哒，借到县革委通讯组工作，编制不在通讯组。那时候，胡巨保就巴我得很啦！要我告诉他写材料。1970年元月，我写了一篇沧港公社捕捞大队搞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调查材料，刊登在《湖南日报》头版头条，影响比较大。
我两次住医院，共住了16个月，住在湖南医学院附一医院。就是那个报道之后，何英琼还舍不得我去住医院。接着写了捕捞的报道之后，就要我写武装部如何改善领导干部作风的报道。伍顺生硬不伸手，因为他怕写不出来，登不了，交不了武装部的差。他这个人滑就滑在这里。佘光辉跟我一起搞，他忧心忡忡，生怕发不了，脱不得乎。我两个住在省军区招待所，写了十多天。一直到六月份的时候才发表出来。同时，胡巨保搞了个反应春插的假报道，数字是假的。我招呼他搞不得，他搞了，结果追责任。
我的病就是在省军区招待所改稿，脑壳昏，吃馒头牙齿都流血，我查了好多地方，都没查出来，我懒查得哒，佘光辉说：查去。结果到湖南医学院查出了病根，是“真性红血球增多症”。要我住医院。何英琼找秋舫同志批了二百多块钱，这一下住了十个多月，在医院过春节，当病室指导员，带起病友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1970年。这年我读了一些经济学的著作，我当时想：反正县委办公室我是回不了哒，我也不想回去，因为“文化大革命”前，出身不好的都调出了县委机关，我之所以没有被调出是因为还能写。我在1961、1962、1963年，年年评为先进模范，后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连劳模也评不上了，更莫谈提拔。还有人诬告我的哥哥曹逸民是南化安剿共纵队的成员。这事直到1972年才做出结论。
我在医院准备走经济研究的道路。到农村办一个点，每年写两篇文章，还干它30年。1971年2月，我从医院回来了，当时听到李扬中跟我打招呼，说是要抓我的“五一六”分子，老子就跟附一医院赵善灿医生打了个电话，又去住医院。刘勇听黄贤湘说我在住医院，就到医院去看我，鼓励我搞创作，写小说，说是不能搞专业，搞业余嘛。我就开始读《艳阳天》。我是1970年2月定编到文化站的。我第二次又住了6个月医院。我回来后，就到南湖渔船上去体验生活，对渔民产生了感情，打算写渔民的东西。
1972年3月成立县革委文化组，我和李扬中就调到文化组，做一些组织工作，这是军代表吴海堂、佘光辉的领导。1972年5月成立汉寿县革委创作组，委派我负责，创作组成员：朱诗林、杨任重、伍连朋、杨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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