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1 / 3）
初帝制发生，蔡锷与袁虚与委蛇，而暗与其同志互通消息，阴谋反对，时有密电相往还。既为袁所觉，遣人往搜其宅，蔡乃孑然出京，由津赴日，佯言当在日本养疴，而取道越南，潜赴滇省。
十二月二十三日，蔡等以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名义致电袁氏，请取消帝制，诛除祸首，其文如左：“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亦复骚然。佥谓大总统两次就职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今食言背誓，何以御民？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推戴之诚，虽若一致，然利诱威迫，非出本心。而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难之人，皆总统股肱心膂。盖杨度等六人所倡之筹安会，煽动于最初；朱启钤等七人所发之各省通电，促成于继起。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词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今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事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各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及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七人，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更为拥护共和之约言，焕发帝制永除之明誓，庶几民暑繁息，国本不摇。否则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拥护共和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以二十四小时答复，谨率三军，翘企待命！”
右电达北京，袁特令政事堂先行电询滇唐，何以与前致统率办事处参谋部及本部电迥不相同，是否由他人捏造代发，应别具邮书，亲笔署名。唐、任均置之不理。至二十五日，遂通电各省，宣告独立；并组织护国军，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任一、二、三军总司令，分道出师。并组织护国军政府，檄告远近。
自是各省义军，争起响应，贵州刘显世、广西陆荣廷继之。广东则陈炯明起于惠州。护国军政府以岑春煊设都司令部于肇庆，龙济光被迫而独立。陕西则陈树藩自陕北逐走陆建章。浙江则逐朱瑞而拥吕公望。兹录护国军政府布告袁逆罪状如下，以概其余：
领衔发动云南起义的唐继尧
维中华民国五年元旦，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檄曰：盖闻辅世之德，笃于忠贞，长民之风，高于仁让；使枭声雄夫，野心狼子，逞城狐之凶姿，弄僭窃于高位，则我皇王孝孙，并世仁贤，谊承先烈，责护斯民，哀恫郁纡，成兹愤疾，大义敦敕，谁能任之？国贼袁世凯，粗质曲材，赋性奸黠，少年放僻，失养正于童蒙，早岁狂游，习鸡鸣于燕市，积其鸣吠之长，遂入高门之窦。合肥小李，惊其谲智，谓可任使，稍加提擢，遂蒙茸泽，身起为雄。不意其浮夫近能，浅人侈志，昧道懵学，骋驰失轸，遂使颠蹄东国，覆公悚以招虎狼，狡诈兴戎，缺金瓯以羞诸夏。适清廷昏昧，致逃刑戮，犹复包藏秽毒，不知愧耻，殚其暮夜之劳，妄窃虎符之重，黄金横带，卖孱主于权门。黑水滔天，引强敌以自重，虽奸逆著明，清廷知戒，犹潜伏羽势，隐持朝野。降及辛亥，皇汉之义，如日中天，浩气飏飞，喷薄宇宙，风云潜沛，集兴武汉之师，士马精妍，远响东南之鼓，造黄龙而会饮，纳五族于共和，大势坌集，指日可期。天不佑华，诞兴贼子，蠢彼满室，引狼自庇。袁乃凭藉旧资，攀援附会，伪作忠良，牢笼将卒，胁逼孤寡，夺据朝权。复伪和民声，迷夺时贤，虚结鬼神，信誓旦旦，懦夫惧戒，过情奖许。维时南军渠帅，实亦豁达寡防，堕彼奸言，倒持太阿，豢此凶逆；迨大邦既集，势威益专，遂承资跋扈，肆行凶忒，贿奔虺蜮，棋市阴谋，毒害勋良，谣惑众志，造作威福，淆撼国基，背法畔民，破败纲纪；癸丑之役，遂有讨伐之师。天未悔祸，义声失震，曾不警省，益复放横，骄弄权威，胁肩廊庙，是以小人道长，凶德汇征；私托外援，滥卖国权，弒害民会，私更法制，纵兵市朝，威持众论，布散金璧，诱导官邪；冀以其积威积恶之余，乘世风颓糜廉耻灭没之后，得遂其倒行逆施，僭登九五之欲，故四载以还，天无常经，国无常法，民无定心，官无定制，丹素不终朝，功罪不盈月，游探骄兵，睚毗路途，贪官污吏，渎乱朝野。以致庶政败弛，商工凋敝，犹复加抽房亩，朝夕敛征，假辞公债，比户勒索，淫刑惨苛，民怨沸腾，凶焰所至，道路以目。此真世道陵夷之秋，天人闭隐之会，四凶所不敢为，汤、武所不能宥者矣！维皇汉九有，莫安东陆，时流漂荡，越在遣迆，缅维祖德，孰敢怠荒，复我邦家，义取自拯。故辛亥之役，化私为公，志在匡时，道维共济。袁乃睥睨神器，妄欲盗窃，内比奸邪，既多离德，外遂孱隋，甘为犬豚；是以四郊多垒，弗知惭悚，海陆空虚，弗思整训，材用匮竭，弗事劝来，健雄失养，弗兴学艺，室如悬罄，野无青草，犹复养寇外蒙，削国万里，失驭东鲁，屡堕岩疆。遂使满、蒙多离散之民，青、徐有包羞之妇，扼我封疆，椹我心腹，皇皇大邦，苟为侮戮，日蹙百里，媚兹一人。此尤我侠士雄夫所腐目切齿，惊惧忧危而不可一朝居者也。夫天道健乾，义维精一，在德则刚，制行则纯，故士不贰节，女不贰行，廉耻之失，谥曰贱淫，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自民族国家，威灼五陆，雄风所扇，政骛其公，国竟以群，是以乾德精刚；宜克斥里闾，洋溢众庶，旁魄沆瀣，蔚为骏雄。故辛亥之役，黜君崇民，扬公尊国，所以高隆人格，发扬众志，义至精而理至顺，故虽旧德老成，去君不失忠，改官不降节。袁氏身奉先朝，职为臣仆，华山归放，仅及四纪，载瞻陵阙，犹宜肃恭，故主犹存，天良安在？顾藐然以槽枥余生，不自揣量，妄欲以其君之不可者，而自为其可，是何异饰牛马之骨，扬溲勃之灰，以加臭乎吾民，以淫污乎当世？而令我名公先德，皆为其贱淫？白璧黄金，渲其瑕秽，此尤我元戎巨帅良将劲卒硕士伟人所同羞共愤，深恶痛绝，而不能由为之宥者也！汇此种种袁氏之恶，实既上通于天，万死不赦！军府奉崇大义，慨念生民，谨托我黄祖威灵，恭行天罚，辄宣兹义辞，告我众士，招我同德，今将历数其罪，我国民其悉心以听。夫国为重器，神严尊惮，覆载所同。建国之始，义当就职南京，明其所受；袁乃顾影自惭，妄怀畏惧，阴纵部兵，称变京邑，用以要吓国人，迁就受职；使国权出于遥受，玩视国家之尊严，其罪一也。活佛称异，势等毛羽，新国既成，鼓我朝锐，相机挞伐，举足可定；袁乃瞻顾私权，妄怀疑忌，全国请讨，置不听从，迁延养敌，废时失机，授他邦以蹈隙纵刃之间，失主权于外力纠纷之后；遂使蜿蜒巨嶂，弃此南金，万里边城，跃马可入，贻宗邦后顾之殷忧，损五族雄飞之资望，其罪二也。政体更新，荡涤瑕秽，私门政习，首宜改选，故内阁部首，须获议院同意，所以树公正之础，明众共之义；袁乃病其严责，阴图放佚，于第一次内阁联翩去职之后，尽登媕宠，嗾使军警围逼议员，索责同意，以示威国人，开武力政治之渐，使民意机关，失其自由宣泄之用，其罪三也。国有大维，是曰法纪，信守不立，谥为国疑，乱政亟行，于焉作俑，故侵官败法，为世大诟，袁为元首，尤宜凜遵；乃受事未几，即不依法定程序，滥用政府威权，诬杀建国勋人张振武，使法律信用，失其效能，国宪随以动摇，政本因而销铄，其罪四也。国宪之立，系以三权，共和之邦，主体在民，立法之府，谊尤尊显，地方三级，制实虚冗，建国除秽，亦既罢黜；袁乃急欲市恩，妄复旧制，不俟公决，辄以令行，使议院立法，失其尊严，国权行使，因以紊乱，其罪五也。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议案成立，特事严谨，众院赞可，宪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资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事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且贻外讥，国家威严，因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圣神，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藉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凜凛，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失，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断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织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氏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治，荡然无存，澔涆新邦，悬为虚器，其罪十一也。民国肇建，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抑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黎股栗，海内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瘁，民力壮盛，有若捕风，国势颓隋，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国局始奠，海内虚耗，财用竭蹶，义宜根本整理；袁乃专事虚缘，日以借债政策，利诱他邦，为私托外援之计，断送利权，绝不顾惜，逐鹿争臭，坌集庙朝，遂妄以中北二部横断铁道，分许他人，惹起国交之猜疑，增益宗邦之危难，其罪十三也。欧陆战争，义宜严守中立，及时进奋；袁乃内骄外谀，折冲无状，既反复狼狈，贻羞东鲁，复徘徊雌伏，巽立要盟，失满、蒙矿权，至于九处，承他邦意旨，发布誓言，辱国辱民，倾海不涤，其罪十四也。民族虎争，领土强食，外债毒国，既若饮鸩，竭泽厉民，何异自杀？袁于欧战既发，外资猝断，乃专事掊克，内为恶税，房亩烟赌，一再搜刮，复先后发行内国公债，额逾万万，按省配摊，指额求盈。小吏承旨，比户勒索，等于罚锾，致富户惊逃，阎里嗟怨，国民信爱，斫丧无余，神州陆沉，殷忧可畏，其罪十五也。生利致用，民贵有恒，纵博浪游，谥曰败子，盗贼充斥，此为厉阶，修政明刑，首宜致谨；袁乃纵容粤吏，复弛赌禁，使南疆富庶之区，负群盗如毛之痛，苛政猛虎，同恶相济，清乡剿杀，无时或己，政以福民，今为陷阱，其罪十六也。烟害流离，久痼华族，张皇人道，仅获禁约，奋厉阏绝，犹惧不亟；袁乃恬其厚获，倚以箕敛，宠登劣吏，设局专卖，重播官烟，飞扬淫毒，失信害民，辱国贻讥，其罪十七也。民权政治，积流成海，国家公有，炳若日星，世室旧家，且凛兹盛谊，汲汲改进，华族后起，方发皇古训，追踪世法，断脰流血，久而后得，大义既伸，迕则不忠，乔木既登，返则不智；袁乃身为豪奴，叛国称帝，尽谤饰非，无焦求是，狐假虎威，因以反噬；使凶德播流，戾气横溢，妖孽丧邦，甘为祸首，其罪十八也。易象系天，筮日无妄，圣学传经，谊唯存诚，故忠信笃敬，保为民彝，衍为世德；袁乃机械变诈，崇事怪诡，貌为恭谨，潜包祸谋，秘电飞词，转兴众口，涂刍引鹿，指称民意，欺世盗名，载鬼盈车，背誓食言，日月舛午，使道德信义，全为废词，民质国华，尽量消失，其罪十九也。
维我当世耆德，草野名贤，或手握兵符，风云在抱，或权领方牧，虎步龙骧，或遭系乡间，鹤鸣凤翙，细瞩理伦，横流若此，起瞻家国，悲悯何如？凡属衣冠之伦，幸及斯文未丧，等是一家之主，胡堪义愤填膺，谯彼昏逆，洵应发指，修我矛戟，盍赋同仇。书到，都府勋耆，便合众兴师，郡邑子弟，各整戎马，选尔车徒，同我六师，随集义麾，共扶社稷！崑苍山下，谁非黄帝子孙？逐鹿原中，会洗蚩尤兵甲。军府则总摄机宜，折冲外内，张皇国是，为兹要约曰：凡属中华民国之国民，其恪遵成宪，翊卫共和，誓除国贼，义一。改造中央政府，由军府召集正式国会，更选元首，以代表中华民国，义二。罢除一切阴谋政治所发生，不经国会，违反民意之法律，与国人更始，义三。发挥民权政治之精神，实行代议制度，尊重各级地方议会之权能，期策进民力，求上下一心，全力外应之效，义四。采用联邦制度，省长民选，组织活泼有为之地方政府，以观摩新治，维护国基，义五。建此五义，奉以纲维，普天率土，罔或贰忒。军府则又为军中之约曰：凡内外官吏，粤若军民，受事公朝，皆为同德，义师所指，戮在一人，元恶既除，勿有所问。其有党恶朋奸，甘为逆羽，杀无赦！抗颜行，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如律令，布告天下，迄于满、蒙、回、藏、青海、伊犁之域。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都督唐继尧、第一军司令官蔡锷、第二军司令官李烈钧。
京、津《泰晤士报》社论有《袁世凯之前途危险》一文云：“（上略）回忆去岁八月，帝制运动方兴之际，吾人曾为文以发表意见曰：使以君主代共和，而于现在或将来发生内乱，或总统称帝，必须流血而后有成，则吾人不能不请总统一追念其就任宣誓所云：‘谨以至诚遵守宪法，尽大总统之职务’之辞矣！总统苟守此宣誓，乃可告无罪于国民。若谓袁氏称帝，无人反对，即可举民国二年十月十日对两院议员、内阁人员、外交人员，所宣之誓，弃而不守，必至流血反对君主无疑也。吾故谓袁氏惟一自重之法，即在遵守与民约束之词。当斯时，果将帝制运动完全停止进行，或展缓至较适之机会，亦未为晚。乃袁世凯竟任其进行，虽以总统之身，本负禁阻之责任，亦复充耳不闻，更使其专顾私利之贪鄙下吏，操运动之中枢，与选举之重柄，及经友邦公私劝告，语以事势太危，又举各省之虚构表文及假伪选举之最后民意，以为辩护。虽日、英各国之劝告，未免失之过迟，然谓现在西南部之变，实根劝告而生，无理取闹，抑何可笑？夫使中国人民果真一致主张君主，如捏造者所言，则纵有外国劝告，或少数革党，亦何能为力？质言之，则现在气势方张之滇、黔事变，乃根于南方不信任及厌恶袁世凯所生，亦由于人民为伪造民意所欺骗。盖彼固不愿以世凯为帝，始终未尝请袁世凯为帝。从今而后，谓袁世凯因一致民意而称帝之谎说，可一概消灭矣。今行贿劝诱，与夫调和等种种方法，既用之滇中共和党而失败，北京政府于是诉诸武力，以为解决国体之法。以愚所见，即使袁世凯因此而终获胜利，国内国外，亦将发生极悲之感觉。查推倒清室，建设民国而后，各订约友邦，亦几及两年，然后正式承认；袁氏果必主张变革，其承认之期，当较前为更长，可预言矣。总而言之，无论胜败如何，袁世凯之威望必落。今日者，正吾人渴望中国元首得保其威望之日也，而事竟如此，吾人对于袁氏，不识取劝进之时机以自保威望，能勿致其惋惜耶！夫使袁氏当是之际，不受帝位而坚辞，吾知袁对内对外之威望，定较今日而益高也。而竟不然，以致沦陷于力争帝位之地位，虽常人对于袁氏，未尝不望其保有威权，以成中国现在之最大政治家，但因奉袁为帝，以致再发内乱，能勿觉其为值太大，而于国家无所裨益耶？”
自云南独立之讯至，袁即褫免唐、任、蔡官职爵位，一面谋以武力压服。二十九日申令云：“据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奏称：近者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等，拥兵谋乱，通电各省，举动离奇，词旨唐、任等意存反侧，或被乱人迫胁，故有此前后矛盾之词。自知一己主张，与全国民意相反，故必将国民代表所决，一概加以诋诬，不与承认，以避违反国民公意之罪。不知君主立宪，既经国民公决，铁案如山，无可稍易，举国上下，皆无反对之余地！若以一二人私意，遂可任意违反，推翻不认，此后国家，将凭何者以为是非取舍之标准？无可为准，任听人人各逞其私，更复何能成国？癸丑孙、黄之乱，亦于议会依法举定之元首而肆其反抗，但逞个人私图，蔑视人民公意，行动于法律之外，终为国民所弃。以昔例今，事同一律。法制拘束，本不便于犯上作乱之徒，然国家舍兹，何以立国？今唐、任等行动，直为违背全国民意，并即违背云南民意，自全国视之，直为国民公敌，此其大罪二也！三曰诬蔑元首。按唐、任等通电指斥元首之词，有食言背誓，何以御民，应请明誓拥护共和等语。共和元首之即位，例有守法之誓词，载在《约法》，所誓者何，誓遵民意所定者也，以共和国之元首，一切应以民意为从违，此义推之古今中外，无不可通。设民意欲共和，而元首仍欲帝制，是谓叛民。反之而民意欲帝制，元首仍欲共和，亦为叛民。设使国民代表大会未经决定君宪之先，而元首即行帝制，又或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仍采共和，而元首偏欲独行帝制，则全国国民，皆可以违誓相责，何待唐、任诸人？乃今日之事不然，当国人讨论国体之初，不过论共和之利害，并未拟议推戴之人，此学者之常情，即元首亦不能目为谋叛，而施其禁令。皇帝当日且曾为变更国体不合事宜之宣言，然此不过个人意见之表明，亦无由妄行其权以左右民意也。迨至代表决定，举国推戴，又以信誓在前，辞让勿允，明令煌煌，可以按颂。以理论之，共和元首之机关，既为国民所不采，而一切法令，又经国民总代表声明，须与国体不抵触者乃为有效。是则《约法》所载大总统以及即位誓词，皆在无效之列，不过用固有之名义，以维持秩序而已。此时元首求所见信于国民者，应即宣誓不再维持共和，方为恪遵民意。设以机关仪式之誓词，再用之于今日，国民其谓之何？此本至浅之理，至常之事，特因唐、任等蔑视民意，故将与今日民意相反之誓词，引以力重，又不敢谓民意可违背也。故必先诬民意之非真，乃进而诬为一人之意，以遂其动摇国本，糜烂大局之谋。夫共和元首，国民已有相当之敬礼，何况今日名分已定，天泽懔然，正宜严君臣上下之分，生乱臣贼子之惧，去共和之余毒，复古国之精神，使此后海宇晏安，定于一统，君子有怀刑之戒，庶人有敬上之忱，庶与此次国民拨乱求治之心，乃能无背。若如前之孙、黄，今之唐、任辈，猖狂恣肆，动辄以推翻元首为词，名为拥护共和，实即为共和不适国情之一大证。幸而天福中国，国民觉悟，设不早改，则墨西哥五总统并立之事，决不免于中国之将来，流毒所贻，不知伊于胡底。即以唐、任一事为鉴，万不可再留共和名义，以为随时煽惑之资；必宜永远铲除，绝其萌蘖！唐、任此次诬蔑元首，藉以倡乱，应以大不敬论，此其大罪三也！唐继尧、任可澄等具此三大罪，应请立予宣布罪状，克日出兵致讨，以翦凶顽而固邦国！本院为此依《约法》第三十一条第七款提出建议，奏乞施行等情。”
“又据各省将军、巡阅使、巡按使、都统、护军使及各路统兵人员先后来电，咸称唐继尧、任可澄、蔡锷通电煽乱，请加惩办各等语。唐继尧、任可澄两次劝进、吁请早正大位，情词肫恳，二十一日以前，迭次电称滇境虽有乱党秘密煽惑，现在防范甚严，决不致发生事变。乃未逾数日，遽变初衷。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但唐继尧、任可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由应得，开武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均着即行褫职，并夺去本官及爵位勋章，听候查办！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此令。”
五年一月五日，又有申令各省长官晓谕人民云：“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以藐藐之躬，举数万万人之生命财产，赖一人以保护之，数万万人之知识能力，赖一人以发育之，此人所谓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者，责任何等重大。古称神农憔悴，大禹胼胝，忧劳过于平民，诚非虚语。矧在今日，为竞存时代，为君之难，百倍于古，倘视南面为尊荣之地，元首为权利所归，是于立君本意及君之责任，全未体会，即此一念，必致误国殃民，灾及其身而后已。民国成立以来，暴乱之众，狂妄之徒，各趋于权利之极端，为非分之希望，或逞强力，或饰巧言，百计经营，务偿厥志，几若朝持魁柄，夕正首邱，亦所心愿。其次即暂据一隅，犹足慰情聊胜。至于何以抚辑人民，何以统治军族，何以因应国交，概不之思，其暴烈分子，行同盗贼，惟利是图，固无论矣。即号为有政治思想者，但凭心理之偏倚，不顾事实之利害，凿空向壁，大言炎炎，按之毫无实际。夫美锦尚不可以学制，顾可以亿万生灵，供其轻心试验乎？回溯以往四年，此辈多入政界，底蕴毕宣，绝少表见，一误再误，害中于国。推原其故，由于此辈但知居高之尊贵，而不知应事之艰难，权利是争，责任不负，鼎折覆悚，势所必然。予昔养疴洹上，无心问世，不幸全国崩解，环球震动，遂毅然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支持四载，困苦备尝，真不知尊位之有何乐。何如国民仰望甚切，责备甚严，同为国民，敢自暇逸？责任所在，尽力以为，不惜一身，只知爱国，皇天后土，实鉴此心。明知暴乱之众，狂妄之徒，断不可以谋国。然果使中有杰出之才，可以治国保民，为人民所信仰，极愿听其为之，予得释此难巨之仔肩，讵非幸事。然能安大局，环顾何人，为智愚所共见。人民无罪，未可举全国之重，任人试验，实逼处此，无从诿卸。国民深悉暴民狂徒之心理，终必惨烈相争，倘有墨、卜之变，必为越、韩之续，故谋改国体，冀可长治久安，文电交驰，情词迫切，无非出于爱国之真诚。乃有蔡锷之流，权利熏心，造谣煽乱，非不知人民状况，时局之艰危，但思侥倖一逞，偿其大欲，即涂炭生灵，倾覆祖国，亦所不顾。抑知国之不存，权利何有？此等举动，早为国民所预料，幸而发觉尚早，不难随时消灭。各省官民，佥谓国体既经全国人民代表开会决定，一致赞成君宪，并同戴一尊，根本大计，岂可朝令夕改，断无再事讨论之余地，吁请早登大位，速戡反侧，同深义愤，万口一谭。予以薄德，既受国民之推戴，将吏之尊视，何敢再事游移，贻祸全国。苟为逆首，惟有执法从事，以谢国民。着各省文武长官剀切出示晓谕人民，分别顺逆，各爱身家，勿受煽惑，自贻伊戚。各省长官，皆能力保治安，军人尤深明大义，均任守卫地方之责，务望各以爱国勤勉，恪尽厥职，用副予视民如伤，谆谆诰诫之至意。此令。”
同日，又申令近滇各省，严筹防剿，并派曹锟率师进扎云：
前据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奏称：唐继尧、任可澄拥兵谋乱，声罪请讨。又据各省将吏先后电称：蔡锷等通电煽动，请加惩办等语，当时疑其另有别项情节，先将唐继尧、任可澄、蔡锷褫职夺官，听候查办。嗣据各路边报，蔡锷纠合乱党，潜赴云南，诱胁该省长官及一部分军人，谋叛国家，破坏统一，宣言独立，遣兵窥川，稍拂逆谋，横遭残害，妄自尊大，擅立官府，人民多数反对，饮泣吞声，不能抗其威力。又任意造谣，传播远近，妄称某省已与联合，某国另有阴谋，非诈欺惑众，即挑拨感情，呓语谎言，全无事实。各省军民，皆服从政令，拱卫国家，各友邦又皆希望和平，敦睦邦交，决非该逆等所得诬蔑。当滇变肇端，政府及各省将吏，驰电劝诰，苦口热心，积牍盈尺，而该逆等别有肺肠，悍然不顾，以全体国民决定之法案，该逆等竟敢以少数之奸人，违反举国之民意，于政府之正论，同僚之忠告，置若罔闻，丧心病狂，至此已极。该逆等或发起改变国体，或劝进，一再赞同，为日几何，先后迥异，变诈反复，匪夷所思。自古国家初造，频有狡黠之徒，包藏祸心，托词谋变；而如该逆等之阴险叵测，好乱性成者，亦不多见。至滇省人民，初无叛心，军士亦多知大义，且边陲贫瘠，生计奇艰，兵仅万余，饷难月给，指日瓦解，初何足虑。国家轸念滇省军民，极不愿遽兴师旅，惟该逆等倚恃险远，任意鸱张，使其盘踞稍久，必致苦我黎庶，掠及邻封，贻大局之忧危，启意外之牵涉，权衡轻重，不敢务为姑容，竟废国法。着近滇各省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毋稍疏忽，并派虎威将军曹锟督率各师，扼要进扎，听候调用。该省之变，罪在倡乱数人，凡系胁从，但能悔悟，均免追究，如有始终守正，不肯附乱者，定予褒奖。所有滇省人民，多系良善，尤为妥为抚恤，勿令失所，用副予讨罪安民之王意。此令。
二十五日，又申令将军及统兵大员进剿滇军云：“迭据四川将军陈宦电称：蔡锷等率领叛军，侵犯川边，宜宾县及燕子坡、横江一带防营八百余人，被叛兵以大队突来围包攻击各等语。查蔡锷等反复变诈，入滇煽乱，当经褫夺官职，听候查办，冀其或能悔悟；乃竟率领叛兵，袭攻官军，甘心作乱，扰害治安，未便再事姑容，着附近各将军及统兵大员分途进剿，以保地方而奠生灵。此令。”
而无奈所派遣入川之军，败于蔡锷。外交又遭诘问，文书改元，使馆皆却还外交部不受。一月一日既未登极，又屡改其期，至二月二十三日，袁有明示延缓登极之令：“近据各文武官吏、国民代表以及各项团体、个人名义，吁请早登大位，文电络绎，无日无之，在爱国者，亟为久安长治之计，而当局者，应负度势审时之责。现值滇黔倡乱，犹惊闾阎，湘西川南一带，因寇至而荡析离居者，耳不忍闻。痛念吾民，难安寝馈！加以奸人造言，无奇不有，以致救民救国之初心，转资争利争政之藉口，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特此通令知之。此令。”
至此尚须补述延缓登极之另一重要缘原，则五国警告之来，袁知虽为五国联合，日本实为原动力，遂谋挽回日本之感情，冀得外交上之援助，拟牺牲某项权利，为日本承认帝制之交换条件，先与日公使商议，日使电告本国政府，得其承诺，袁氏遂以祝贺日皇即位大典名义，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特使，拟即启行。日公使特于一月十四日晚，招请周使等饯宴，席间表示日本政府十分欢迎之意。周定十七日启行，而随员则已早日先行。及十六日，日公使忽至外交部，谓奉本国训令，俄国大使将至东京，不便迎接中国特使，且避两国间各种误解起见，请中国特使延期启行。此耗一来，袁氏之威望丧尽！及滇、黔事起，日使诘问：“贵国政府前言实行帝制，国内断无骚扰，今云、贵之事，何时可平？又其他各省，是否能保无变动？”是时袁又探悉日本招集宗社党于满洲，举勤王军之计划。各省既先后动摇，出师屡遭挠败，外论尤迫蹙，始悟向以为外交无问题，莫予为难者，实存心捣乱，大上其当。国内外情势既变，遂知帝制难成。
第六节帝制之撤销
三月二十二日，袁遂撤销帝制，废“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复焚毁关于帝制之公文，凡八百数十件；又自称为大总统，以徐世昌为国务卿。其申令如下：
政事堂奉申令：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倘有墨、葡之争，必为越、缅之续，遂有多数人主张恢复帝制，言之成理，将吏士庶，同此悃忱，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中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予更无讨论之余地。然终以骤跻大位，背弃誓词，道德信义，无以自解，掬诚辞让，以表素怀。乃该院坚谓元首誓词，根于地位，当随民意为从违，责备弥严，已至无可诿避，始以筹备为词，藉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计从缓，凡劝进之文，均不许呈递。旋即提前召集立法院，以期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俟转圜。予忧患余生，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知。辛亥事起，谬为众论所推，勉出维持，力支危局，但知救国，不知其他。中国数千年来史册所载，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让之诚，而一部分之人心，又疑为权利思想，性情隔阂，酿为厉阶。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以致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矍然，屈己从人，予何。惜焉。代行立法院转陈推戴事件，予仍认为不合事宜，著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由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庶希古人罪己之诚，以洽上天好生之德，洗心涤虑，息事宁人。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方今闾阎困苦，纲纪凌夷，吏治不修，真才未进，言念及此，中夜以忧。长此因循，将何以国？嗣后文武百官，务当痛除积习，黾尽图功。凡应兴应革诸大端，各尽职守，实力进行，毋托空言，毋存私见。予惟以综合名实，信赏必罚，为制治之大纲，我将吏军民尚其共体兹意！此令。
国务卿徐世昌
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梁启超（左）与两广护国军都司令岑春煊（右）在一起 “会议决定：一、撤销承认帝位案，取消洪宪年号；二、召开代行立法院参政院的临时会，以便取得取消帝制的法律根据；三、以徐世昌为国务卿，陆征祥退为外交总长；四、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以代久未到职的冯国璋；五、请黎、徐、段三人联名电劝西南护国军停战议和，如果他们同意，拟任蔡锷为陆军总长，戴戡为内务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梁启超为司法总长，熊希龄为财政总长，以满足进步党人的政治欲望。”
“22日袁发表申令，宣布撤销承认帝位案。命令说：‘民国肇造，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时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至上年时异势迁，几不可遏……遂有多数人主张恢复帝制，言之成理，将士吏庶，同此悃忱……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责备弥周，无可委避，始以筹备为词，借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议从缓……予忧患之余，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闻。不意辛亥事起，勉出维持，力支全局……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职之忱，而一部分之人又疑为权利思想……实予不德，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现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各省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而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招，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
“这个申令出自张一的手笔。这篇文章通篇都把进行帝制的责任归之于人，而把他自己说成是一个毫无权利思想，‘入山惟恐不深’的遁世主义者。这个申令把帝制派说成是‘爱国忧时之士’，而反对帝制者似乎是‘扰乱地方’，‘危及国家’的罪人。这个申令把撤销帝位作为一切问题的结束，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所有叛国罪行，从此一笔勾销。这个申令还向护国军亮了一下刀子，这是根据杨士琦的意见，如果护国军逼人太甚，连总统也不让他再做下去，那就可以继续用兵，让护国军知道他毕竟是不可侮的。这个申令通篇自称为‘予’，仍是皇帝下诏的口吻。袁却提起笔来亲自加了‘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的一句，把大总统这个字样又从命令中复活起来。这是他由皇帝再变总统的画龙点睛之笔。”
“袁自承认帝位起到撤销承认帝位止，一共做了83天的关门皇帝、短命皇帝。”（《袁世凯演义》）
原徐世昌之为国务卿，乃袁氏于退一步后仍欲保持总统位置之政治手腕，故同时用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三人名义，向护国军出面调停。四月四日，并改政事堂为国务院。而护国军方面，非袁氏退位，不允罢战。徐世昌见办事棘手，知难而退。袁乃以段祺瑞为总理，仍思有以转圜。而康有为、张謇、汤化龙、伍廷芳、唐绍仪及南方独立各督，均迫袁下野。江苏将军冯国璋，举足轻重，希有所利，南京会议，对袁亦空气一变。时袁一面又私议承借美款，募集内债，存心叵测。搆和既不易见于事实，全国益深危疑。五月二十九日，袁乃宣布《帝制议案始末》，图卸叛国责任，其命令如下：
大总统告令：据海军总长刘冠雄巡洋回京面称，帝制议案撤销后，群言淆乱，谣诼繁兴，好事者借端煽惑，庞杂支离，请将关于帝制议案始末，明白宣布，以释群疑等语。本大总统前于本年三月二十一日特发明令，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并以菲躬薄德，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引咎自责，不欲多言。乃近来反对之徒，往往造言离奇，全昧事实，在污蔑一人名誉颠倒是非之害小，而鼓动全国风潮，妨害安宁之害大，不得不将事实始末，明白叙述，宣布全国，以息谣煽，而维治安。
查上年各省区公民及满、蒙、回、藏公民王公等，先后赴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以本大总统之权限，虽不当向国民及立法院有所主张表示，然于维持共和国体，实为当尽之职分，是以特派政事堂右丞杨士琦代莅立法院宣言，以为改革国体，不合事宜，至国民请愿，不外巩固国基，振兴国势，民国宪法，正在起草，衡量国情，详晰讨论，当有适用之良规，是本大总统于国民之请愿，实欲纳诸宪法范围以内。制定宪法程序，既根于民国《约法》，则国体自在维持之中。旋经立法院据各省区公民及满、蒙、回、藏公民王公等请愿书，建议政府，或提前召集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妥善办法，以为根本解决。本大总统咨复，以决定宪法为国民会议职权，俟复选报竣，召集开会，以征正确民意；盖犹是以民国宪法为范围之本意也。立法院复据全国请愿联合会、全匡公民代表团等再行请愿，开会议决，按《约法》
第一章第八条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定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并议定《组织法》，咨请公布施行。查立法院原咨称：本大总统咨复，办法已定，不敢轻易变更，特以尊重民意，重付院议，佥谓民心之向背，为国体取舍之相本，该院议决投票，标题赞成或反对，各代表本有自由之权，是立法院为尊重民意而建立此项法案，本大总统自当如议公布，其时满、蒙各王公及各省区文武官吏等，仍请速定君主立宪，情词挚切，迫不及待。本大总统又以改革国体，事端重大，轻率更张，殊非事宜，但《约法》所载，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解决国体，自应听之国民，惟令以督饬所属，维持秩序，静候国民之最后解决。是本大总统不肯轻听急迫之请求，而兢兢以正确民意为从违，尊重国民主权之心，固可大白于天下。且迭有明令电谕，严诫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选举监督等遵照法案，慎重将事，勿得急遽潦草，致生流弊，并特派大理院院长董康、肃政史蔡宝善、夏寅官、傅增湘、麦秩严稽查国民代表选举不合法格者，更正取消。本大总统尊重民意，务求正确，杜渐防微，尤无所不至。迨国民代表大会报送决定国体票数，全体主张君主立宪，又由各国民代表全体推戴本大总统以帝位，并委托立法院为总代表，吁请正位前来。本大总统以《约法》内民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在国体自无讨论之余地，惟于推戴一举，自问功业本无足述，道德不能无惭；又以民国初建，本人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于信义无可自解，特将推戴书送还，并令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而在本大总统则仍以原有之名义，及现行之各职权，维持全国之现状，此不愿以帝位自居之心，昭然可见。
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不谅鄙诚，迫谓无功薄德，为谦抑之过言，又谓当日誓词，根于元首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而变迁，迫切吁请，使本大总统无可诿避，只得以创造宏基，事体繁重，不可急遽进行，致涉疏率，饬令各部院详细筹备，筹备完竣，再请施行。本大总统所以藉词筹备，不即正位者，盖始终于辞让初衷，未尝稍变也。本大总统以诚待物，凡各官吏之推戴，容有不出于本衷，各党派之主张，容不免于偏执，及各监督之办理选举，各代表之投票解决，容有未臻妥善完备之处，然在当时惟见情词敦挚，众口同词，本大总统既不敢预存逆忆之心，实亦无从洞察其他意。即今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尤非本大总统之所能料及。此则不明不智，无可讳饰者也。
滇黔兵起，本大总统内疚不遑，虽参政院议决用兵，而国军但守川、湘，未尝穷兵以逞，且悯念人民，寝馈难安，何堪以救国救民之初心，竟资争利争权之藉口？而吁请正位，文电纷驰，特降令不许呈递，并令提前召集立法院，冀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期转圜。继念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矍然，是以毅然明令宣示将承认帝制之案，即行取消，筹备事宜，立即停止。事实本末，略具于斯，原案具有，可以复按。除将各省区军民长官迭请改变国体暨先后推戴并请早登大位各文电另行刊布外，特此宣布，咸共闻知！此令。 ↑返回顶部↑
十二月二十三日，蔡等以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名义致电袁氏，请取消帝制，诛除祸首，其文如左：“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亦复骚然。佥谓大总统两次就职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今食言背誓，何以御民？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推戴之诚，虽若一致，然利诱威迫，非出本心。而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难之人，皆总统股肱心膂。盖杨度等六人所倡之筹安会，煽动于最初；朱启钤等七人所发之各省通电，促成于继起。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词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今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事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各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及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七人，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更为拥护共和之约言，焕发帝制永除之明誓，庶几民暑繁息，国本不摇。否则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拥护共和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以二十四小时答复，谨率三军，翘企待命！”
右电达北京，袁特令政事堂先行电询滇唐，何以与前致统率办事处参谋部及本部电迥不相同，是否由他人捏造代发，应别具邮书，亲笔署名。唐、任均置之不理。至二十五日，遂通电各省，宣告独立；并组织护国军，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任一、二、三军总司令，分道出师。并组织护国军政府，檄告远近。
自是各省义军，争起响应，贵州刘显世、广西陆荣廷继之。广东则陈炯明起于惠州。护国军政府以岑春煊设都司令部于肇庆，龙济光被迫而独立。陕西则陈树藩自陕北逐走陆建章。浙江则逐朱瑞而拥吕公望。兹录护国军政府布告袁逆罪状如下，以概其余：
领衔发动云南起义的唐继尧
维中华民国五年元旦，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檄曰：盖闻辅世之德，笃于忠贞，长民之风，高于仁让；使枭声雄夫，野心狼子，逞城狐之凶姿，弄僭窃于高位，则我皇王孝孙，并世仁贤，谊承先烈，责护斯民，哀恫郁纡，成兹愤疾，大义敦敕，谁能任之？国贼袁世凯，粗质曲材，赋性奸黠，少年放僻，失养正于童蒙，早岁狂游，习鸡鸣于燕市，积其鸣吠之长，遂入高门之窦。合肥小李，惊其谲智，谓可任使，稍加提擢，遂蒙茸泽，身起为雄。不意其浮夫近能，浅人侈志，昧道懵学，骋驰失轸，遂使颠蹄东国，覆公悚以招虎狼，狡诈兴戎，缺金瓯以羞诸夏。适清廷昏昧，致逃刑戮，犹复包藏秽毒，不知愧耻，殚其暮夜之劳，妄窃虎符之重，黄金横带，卖孱主于权门。黑水滔天，引强敌以自重，虽奸逆著明，清廷知戒，犹潜伏羽势，隐持朝野。降及辛亥，皇汉之义，如日中天，浩气飏飞，喷薄宇宙，风云潜沛，集兴武汉之师，士马精妍，远响东南之鼓，造黄龙而会饮，纳五族于共和，大势坌集，指日可期。天不佑华，诞兴贼子，蠢彼满室，引狼自庇。袁乃凭藉旧资，攀援附会，伪作忠良，牢笼将卒，胁逼孤寡，夺据朝权。复伪和民声，迷夺时贤，虚结鬼神，信誓旦旦，懦夫惧戒，过情奖许。维时南军渠帅，实亦豁达寡防，堕彼奸言，倒持太阿，豢此凶逆；迨大邦既集，势威益专，遂承资跋扈，肆行凶忒，贿奔虺蜮，棋市阴谋，毒害勋良，谣惑众志，造作威福，淆撼国基，背法畔民，破败纲纪；癸丑之役，遂有讨伐之师。天未悔祸，义声失震，曾不警省，益复放横，骄弄权威，胁肩廊庙，是以小人道长，凶德汇征；私托外援，滥卖国权，弒害民会，私更法制，纵兵市朝，威持众论，布散金璧，诱导官邪；冀以其积威积恶之余，乘世风颓糜廉耻灭没之后，得遂其倒行逆施，僭登九五之欲，故四载以还，天无常经，国无常法，民无定心，官无定制，丹素不终朝，功罪不盈月，游探骄兵，睚毗路途，贪官污吏，渎乱朝野。以致庶政败弛，商工凋敝，犹复加抽房亩，朝夕敛征，假辞公债，比户勒索，淫刑惨苛，民怨沸腾，凶焰所至，道路以目。此真世道陵夷之秋，天人闭隐之会，四凶所不敢为，汤、武所不能宥者矣！维皇汉九有，莫安东陆，时流漂荡，越在遣迆，缅维祖德，孰敢怠荒，复我邦家，义取自拯。故辛亥之役，化私为公，志在匡时，道维共济。袁乃睥睨神器，妄欲盗窃，内比奸邪，既多离德，外遂孱隋，甘为犬豚；是以四郊多垒，弗知惭悚，海陆空虚，弗思整训，材用匮竭，弗事劝来，健雄失养，弗兴学艺，室如悬罄，野无青草，犹复养寇外蒙，削国万里，失驭东鲁，屡堕岩疆。遂使满、蒙多离散之民，青、徐有包羞之妇，扼我封疆，椹我心腹，皇皇大邦，苟为侮戮，日蹙百里，媚兹一人。此尤我侠士雄夫所腐目切齿，惊惧忧危而不可一朝居者也。夫天道健乾，义维精一，在德则刚，制行则纯，故士不贰节，女不贰行，廉耻之失，谥曰贱淫，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自民族国家，威灼五陆，雄风所扇，政骛其公，国竟以群，是以乾德精刚；宜克斥里闾，洋溢众庶，旁魄沆瀣，蔚为骏雄。故辛亥之役，黜君崇民，扬公尊国，所以高隆人格，发扬众志，义至精而理至顺，故虽旧德老成，去君不失忠，改官不降节。袁氏身奉先朝，职为臣仆，华山归放，仅及四纪，载瞻陵阙，犹宜肃恭，故主犹存，天良安在？顾藐然以槽枥余生，不自揣量，妄欲以其君之不可者，而自为其可，是何异饰牛马之骨，扬溲勃之灰，以加臭乎吾民，以淫污乎当世？而令我名公先德，皆为其贱淫？白璧黄金，渲其瑕秽，此尤我元戎巨帅良将劲卒硕士伟人所同羞共愤，深恶痛绝，而不能由为之宥者也！汇此种种袁氏之恶，实既上通于天，万死不赦！军府奉崇大义，慨念生民，谨托我黄祖威灵，恭行天罚，辄宣兹义辞，告我众士，招我同德，今将历数其罪，我国民其悉心以听。夫国为重器，神严尊惮，覆载所同。建国之始，义当就职南京，明其所受；袁乃顾影自惭，妄怀畏惧，阴纵部兵，称变京邑，用以要吓国人，迁就受职；使国权出于遥受，玩视国家之尊严，其罪一也。活佛称异，势等毛羽，新国既成，鼓我朝锐，相机挞伐，举足可定；袁乃瞻顾私权，妄怀疑忌，全国请讨，置不听从，迁延养敌，废时失机，授他邦以蹈隙纵刃之间，失主权于外力纠纷之后；遂使蜿蜒巨嶂，弃此南金，万里边城，跃马可入，贻宗邦后顾之殷忧，损五族雄飞之资望，其罪二也。政体更新，荡涤瑕秽，私门政习，首宜改选，故内阁部首，须获议院同意，所以树公正之础，明众共之义；袁乃病其严责，阴图放佚，于第一次内阁联翩去职之后，尽登媕宠，嗾使军警围逼议员，索责同意，以示威国人，开武力政治之渐，使民意机关，失其自由宣泄之用，其罪三也。国有大维，是曰法纪，信守不立，谥为国疑，乱政亟行，于焉作俑，故侵官败法，为世大诟，袁为元首，尤宜凜遵；乃受事未几，即不依法定程序，滥用政府威权，诬杀建国勋人张振武，使法律信用，失其效能，国宪随以动摇，政本因而销铄，其罪四也。国宪之立，系以三权，共和之邦，主体在民，立法之府，谊尤尊显，地方三级，制实虚冗，建国除秽，亦既罢黜；袁乃急欲市恩，妄复旧制，不俟公决，辄以令行，使议院立法，失其尊严，国权行使，因以紊乱，其罪五也。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议案成立，特事严谨，众院赞可，宪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资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事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且贻外讥，国家威严，因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圣神，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藉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凜凛，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失，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断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织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氏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治，荡然无存，澔涆新邦，悬为虚器，其罪十一也。民国肇建，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抑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黎股栗，海内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瘁，民力壮盛，有若捕风，国势颓隋，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国局始奠，海内虚耗，财用竭蹶，义宜根本整理；袁乃专事虚缘，日以借债政策，利诱他邦，为私托外援之计，断送利权，绝不顾惜，逐鹿争臭，坌集庙朝，遂妄以中北二部横断铁道，分许他人，惹起国交之猜疑，增益宗邦之危难，其罪十三也。欧陆战争，义宜严守中立，及时进奋；袁乃内骄外谀，折冲无状，既反复狼狈，贻羞东鲁，复徘徊雌伏，巽立要盟，失满、蒙矿权，至于九处，承他邦意旨，发布誓言，辱国辱民，倾海不涤，其罪十四也。民族虎争，领土强食，外债毒国，既若饮鸩，竭泽厉民，何异自杀？袁于欧战既发，外资猝断，乃专事掊克，内为恶税，房亩烟赌，一再搜刮，复先后发行内国公债，额逾万万，按省配摊，指额求盈。小吏承旨，比户勒索，等于罚锾，致富户惊逃，阎里嗟怨，国民信爱，斫丧无余，神州陆沉，殷忧可畏，其罪十五也。生利致用，民贵有恒，纵博浪游，谥曰败子，盗贼充斥，此为厉阶，修政明刑，首宜致谨；袁乃纵容粤吏，复弛赌禁，使南疆富庶之区，负群盗如毛之痛，苛政猛虎，同恶相济，清乡剿杀，无时或己，政以福民，今为陷阱，其罪十六也。烟害流离，久痼华族，张皇人道，仅获禁约，奋厉阏绝，犹惧不亟；袁乃恬其厚获，倚以箕敛，宠登劣吏，设局专卖，重播官烟，飞扬淫毒，失信害民，辱国贻讥，其罪十七也。民权政治，积流成海，国家公有，炳若日星，世室旧家，且凛兹盛谊，汲汲改进，华族后起，方发皇古训，追踪世法，断脰流血，久而后得，大义既伸，迕则不忠，乔木既登，返则不智；袁乃身为豪奴，叛国称帝，尽谤饰非，无焦求是，狐假虎威，因以反噬；使凶德播流，戾气横溢，妖孽丧邦，甘为祸首，其罪十八也。易象系天，筮日无妄，圣学传经，谊唯存诚，故忠信笃敬，保为民彝，衍为世德；袁乃机械变诈，崇事怪诡，貌为恭谨，潜包祸谋，秘电飞词，转兴众口，涂刍引鹿，指称民意，欺世盗名，载鬼盈车，背誓食言，日月舛午，使道德信义，全为废词，民质国华，尽量消失，其罪十九也。
维我当世耆德，草野名贤，或手握兵符，风云在抱，或权领方牧，虎步龙骧，或遭系乡间，鹤鸣凤翙，细瞩理伦，横流若此，起瞻家国，悲悯何如？凡属衣冠之伦，幸及斯文未丧，等是一家之主，胡堪义愤填膺，谯彼昏逆，洵应发指，修我矛戟，盍赋同仇。书到，都府勋耆，便合众兴师，郡邑子弟，各整戎马，选尔车徒，同我六师，随集义麾，共扶社稷！崑苍山下，谁非黄帝子孙？逐鹿原中，会洗蚩尤兵甲。军府则总摄机宜，折冲外内，张皇国是，为兹要约曰：凡属中华民国之国民，其恪遵成宪，翊卫共和，誓除国贼，义一。改造中央政府，由军府召集正式国会，更选元首，以代表中华民国，义二。罢除一切阴谋政治所发生，不经国会，违反民意之法律，与国人更始，义三。发挥民权政治之精神，实行代议制度，尊重各级地方议会之权能，期策进民力，求上下一心，全力外应之效，义四。采用联邦制度，省长民选，组织活泼有为之地方政府，以观摩新治，维护国基，义五。建此五义，奉以纲维，普天率土，罔或贰忒。军府则又为军中之约曰：凡内外官吏，粤若军民，受事公朝，皆为同德，义师所指，戮在一人，元恶既除，勿有所问。其有党恶朋奸，甘为逆羽，杀无赦！抗颜行，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如律令，布告天下，迄于满、蒙、回、藏、青海、伊犁之域。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都督唐继尧、第一军司令官蔡锷、第二军司令官李烈钧。
京、津《泰晤士报》社论有《袁世凯之前途危险》一文云：“（上略）回忆去岁八月，帝制运动方兴之际，吾人曾为文以发表意见曰：使以君主代共和，而于现在或将来发生内乱，或总统称帝，必须流血而后有成，则吾人不能不请总统一追念其就任宣誓所云：‘谨以至诚遵守宪法，尽大总统之职务’之辞矣！总统苟守此宣誓，乃可告无罪于国民。若谓袁氏称帝，无人反对，即可举民国二年十月十日对两院议员、内阁人员、外交人员，所宣之誓，弃而不守，必至流血反对君主无疑也。吾故谓袁氏惟一自重之法，即在遵守与民约束之词。当斯时，果将帝制运动完全停止进行，或展缓至较适之机会，亦未为晚。乃袁世凯竟任其进行，虽以总统之身，本负禁阻之责任，亦复充耳不闻，更使其专顾私利之贪鄙下吏，操运动之中枢，与选举之重柄，及经友邦公私劝告，语以事势太危，又举各省之虚构表文及假伪选举之最后民意，以为辩护。虽日、英各国之劝告，未免失之过迟，然谓现在西南部之变，实根劝告而生，无理取闹，抑何可笑？夫使中国人民果真一致主张君主，如捏造者所言，则纵有外国劝告，或少数革党，亦何能为力？质言之，则现在气势方张之滇、黔事变，乃根于南方不信任及厌恶袁世凯所生，亦由于人民为伪造民意所欺骗。盖彼固不愿以世凯为帝，始终未尝请袁世凯为帝。从今而后，谓袁世凯因一致民意而称帝之谎说，可一概消灭矣。今行贿劝诱，与夫调和等种种方法，既用之滇中共和党而失败，北京政府于是诉诸武力，以为解决国体之法。以愚所见，即使袁世凯因此而终获胜利，国内国外，亦将发生极悲之感觉。查推倒清室，建设民国而后，各订约友邦，亦几及两年，然后正式承认；袁氏果必主张变革，其承认之期，当较前为更长，可预言矣。总而言之，无论胜败如何，袁世凯之威望必落。今日者，正吾人渴望中国元首得保其威望之日也，而事竟如此，吾人对于袁氏，不识取劝进之时机以自保威望，能勿致其惋惜耶！夫使袁氏当是之际，不受帝位而坚辞，吾知袁对内对外之威望，定较今日而益高也。而竟不然，以致沦陷于力争帝位之地位，虽常人对于袁氏，未尝不望其保有威权，以成中国现在之最大政治家，但因奉袁为帝，以致再发内乱，能勿觉其为值太大，而于国家无所裨益耶？”
自云南独立之讯至，袁即褫免唐、任、蔡官职爵位，一面谋以武力压服。二十九日申令云：“据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奏称：近者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等，拥兵谋乱，通电各省，举动离奇，词旨唐、任等意存反侧，或被乱人迫胁，故有此前后矛盾之词。自知一己主张，与全国民意相反，故必将国民代表所决，一概加以诋诬，不与承认，以避违反国民公意之罪。不知君主立宪，既经国民公决，铁案如山，无可稍易，举国上下，皆无反对之余地！若以一二人私意，遂可任意违反，推翻不认，此后国家，将凭何者以为是非取舍之标准？无可为准，任听人人各逞其私，更复何能成国？癸丑孙、黄之乱，亦于议会依法举定之元首而肆其反抗，但逞个人私图，蔑视人民公意，行动于法律之外，终为国民所弃。以昔例今，事同一律。法制拘束，本不便于犯上作乱之徒，然国家舍兹，何以立国？今唐、任等行动，直为违背全国民意，并即违背云南民意，自全国视之，直为国民公敌，此其大罪二也！三曰诬蔑元首。按唐、任等通电指斥元首之词，有食言背誓，何以御民，应请明誓拥护共和等语。共和元首之即位，例有守法之誓词，载在《约法》，所誓者何，誓遵民意所定者也，以共和国之元首，一切应以民意为从违，此义推之古今中外，无不可通。设民意欲共和，而元首仍欲帝制，是谓叛民。反之而民意欲帝制，元首仍欲共和，亦为叛民。设使国民代表大会未经决定君宪之先，而元首即行帝制，又或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仍采共和，而元首偏欲独行帝制，则全国国民，皆可以违誓相责，何待唐、任诸人？乃今日之事不然，当国人讨论国体之初，不过论共和之利害，并未拟议推戴之人，此学者之常情，即元首亦不能目为谋叛，而施其禁令。皇帝当日且曾为变更国体不合事宜之宣言，然此不过个人意见之表明，亦无由妄行其权以左右民意也。迨至代表决定，举国推戴，又以信誓在前，辞让勿允，明令煌煌，可以按颂。以理论之，共和元首之机关，既为国民所不采，而一切法令，又经国民总代表声明，须与国体不抵触者乃为有效。是则《约法》所载大总统以及即位誓词，皆在无效之列，不过用固有之名义，以维持秩序而已。此时元首求所见信于国民者，应即宣誓不再维持共和，方为恪遵民意。设以机关仪式之誓词，再用之于今日，国民其谓之何？此本至浅之理，至常之事，特因唐、任等蔑视民意，故将与今日民意相反之誓词，引以力重，又不敢谓民意可违背也。故必先诬民意之非真，乃进而诬为一人之意，以遂其动摇国本，糜烂大局之谋。夫共和元首，国民已有相当之敬礼，何况今日名分已定，天泽懔然，正宜严君臣上下之分，生乱臣贼子之惧，去共和之余毒，复古国之精神，使此后海宇晏安，定于一统，君子有怀刑之戒，庶人有敬上之忱，庶与此次国民拨乱求治之心，乃能无背。若如前之孙、黄，今之唐、任辈，猖狂恣肆，动辄以推翻元首为词，名为拥护共和，实即为共和不适国情之一大证。幸而天福中国，国民觉悟，设不早改，则墨西哥五总统并立之事，决不免于中国之将来，流毒所贻，不知伊于胡底。即以唐、任一事为鉴，万不可再留共和名义，以为随时煽惑之资；必宜永远铲除，绝其萌蘖！唐、任此次诬蔑元首，藉以倡乱，应以大不敬论，此其大罪三也！唐继尧、任可澄等具此三大罪，应请立予宣布罪状，克日出兵致讨，以翦凶顽而固邦国！本院为此依《约法》第三十一条第七款提出建议，奏乞施行等情。”
“又据各省将军、巡阅使、巡按使、都统、护军使及各路统兵人员先后来电，咸称唐继尧、任可澄、蔡锷通电煽乱，请加惩办各等语。唐继尧、任可澄两次劝进、吁请早正大位，情词肫恳，二十一日以前，迭次电称滇境虽有乱党秘密煽惑，现在防范甚严，决不致发生事变。乃未逾数日，遽变初衷。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但唐继尧、任可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由应得，开武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均着即行褫职，并夺去本官及爵位勋章，听候查办！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此令。”
五年一月五日，又有申令各省长官晓谕人民云：“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以藐藐之躬，举数万万人之生命财产，赖一人以保护之，数万万人之知识能力，赖一人以发育之，此人所谓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者，责任何等重大。古称神农憔悴，大禹胼胝，忧劳过于平民，诚非虚语。矧在今日，为竞存时代，为君之难，百倍于古，倘视南面为尊荣之地，元首为权利所归，是于立君本意及君之责任，全未体会，即此一念，必致误国殃民，灾及其身而后已。民国成立以来，暴乱之众，狂妄之徒，各趋于权利之极端，为非分之希望，或逞强力，或饰巧言，百计经营，务偿厥志，几若朝持魁柄，夕正首邱，亦所心愿。其次即暂据一隅，犹足慰情聊胜。至于何以抚辑人民，何以统治军族，何以因应国交，概不之思，其暴烈分子，行同盗贼，惟利是图，固无论矣。即号为有政治思想者，但凭心理之偏倚，不顾事实之利害，凿空向壁，大言炎炎，按之毫无实际。夫美锦尚不可以学制，顾可以亿万生灵，供其轻心试验乎？回溯以往四年，此辈多入政界，底蕴毕宣，绝少表见，一误再误，害中于国。推原其故，由于此辈但知居高之尊贵，而不知应事之艰难，权利是争，责任不负，鼎折覆悚，势所必然。予昔养疴洹上，无心问世，不幸全国崩解，环球震动，遂毅然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支持四载，困苦备尝，真不知尊位之有何乐。何如国民仰望甚切，责备甚严，同为国民，敢自暇逸？责任所在，尽力以为，不惜一身，只知爱国，皇天后土，实鉴此心。明知暴乱之众，狂妄之徒，断不可以谋国。然果使中有杰出之才，可以治国保民，为人民所信仰，极愿听其为之，予得释此难巨之仔肩，讵非幸事。然能安大局，环顾何人，为智愚所共见。人民无罪，未可举全国之重，任人试验，实逼处此，无从诿卸。国民深悉暴民狂徒之心理，终必惨烈相争，倘有墨、卜之变，必为越、韩之续，故谋改国体，冀可长治久安，文电交驰，情词迫切，无非出于爱国之真诚。乃有蔡锷之流，权利熏心，造谣煽乱，非不知人民状况，时局之艰危，但思侥倖一逞，偿其大欲，即涂炭生灵，倾覆祖国，亦所不顾。抑知国之不存，权利何有？此等举动，早为国民所预料，幸而发觉尚早，不难随时消灭。各省官民，佥谓国体既经全国人民代表开会决定，一致赞成君宪，并同戴一尊，根本大计，岂可朝令夕改，断无再事讨论之余地，吁请早登大位，速戡反侧，同深义愤，万口一谭。予以薄德，既受国民之推戴，将吏之尊视，何敢再事游移，贻祸全国。苟为逆首，惟有执法从事，以谢国民。着各省文武长官剀切出示晓谕人民，分别顺逆，各爱身家，勿受煽惑，自贻伊戚。各省长官，皆能力保治安，军人尤深明大义，均任守卫地方之责，务望各以爱国勤勉，恪尽厥职，用副予视民如伤，谆谆诰诫之至意。此令。”
同日，又申令近滇各省，严筹防剿，并派曹锟率师进扎云：
前据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奏称：唐继尧、任可澄拥兵谋乱，声罪请讨。又据各省将吏先后电称：蔡锷等通电煽动，请加惩办等语，当时疑其另有别项情节，先将唐继尧、任可澄、蔡锷褫职夺官，听候查办。嗣据各路边报，蔡锷纠合乱党，潜赴云南，诱胁该省长官及一部分军人，谋叛国家，破坏统一，宣言独立，遣兵窥川，稍拂逆谋，横遭残害，妄自尊大，擅立官府，人民多数反对，饮泣吞声，不能抗其威力。又任意造谣，传播远近，妄称某省已与联合，某国另有阴谋，非诈欺惑众，即挑拨感情，呓语谎言，全无事实。各省军民，皆服从政令，拱卫国家，各友邦又皆希望和平，敦睦邦交，决非该逆等所得诬蔑。当滇变肇端，政府及各省将吏，驰电劝诰，苦口热心，积牍盈尺，而该逆等别有肺肠，悍然不顾，以全体国民决定之法案，该逆等竟敢以少数之奸人，违反举国之民意，于政府之正论，同僚之忠告，置若罔闻，丧心病狂，至此已极。该逆等或发起改变国体，或劝进，一再赞同，为日几何，先后迥异，变诈反复，匪夷所思。自古国家初造，频有狡黠之徒，包藏祸心，托词谋变；而如该逆等之阴险叵测，好乱性成者，亦不多见。至滇省人民，初无叛心，军士亦多知大义，且边陲贫瘠，生计奇艰，兵仅万余，饷难月给，指日瓦解，初何足虑。国家轸念滇省军民，极不愿遽兴师旅，惟该逆等倚恃险远，任意鸱张，使其盘踞稍久，必致苦我黎庶，掠及邻封，贻大局之忧危，启意外之牵涉，权衡轻重，不敢务为姑容，竟废国法。着近滇各省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毋稍疏忽，并派虎威将军曹锟督率各师，扼要进扎，听候调用。该省之变，罪在倡乱数人，凡系胁从，但能悔悟，均免追究，如有始终守正，不肯附乱者，定予褒奖。所有滇省人民，多系良善，尤为妥为抚恤，勿令失所，用副予讨罪安民之王意。此令。
二十五日，又申令将军及统兵大员进剿滇军云：“迭据四川将军陈宦电称：蔡锷等率领叛军，侵犯川边，宜宾县及燕子坡、横江一带防营八百余人，被叛兵以大队突来围包攻击各等语。查蔡锷等反复变诈，入滇煽乱，当经褫夺官职，听候查办，冀其或能悔悟；乃竟率领叛兵，袭攻官军，甘心作乱，扰害治安，未便再事姑容，着附近各将军及统兵大员分途进剿，以保地方而奠生灵。此令。”
而无奈所派遣入川之军，败于蔡锷。外交又遭诘问，文书改元，使馆皆却还外交部不受。一月一日既未登极，又屡改其期，至二月二十三日，袁有明示延缓登极之令：“近据各文武官吏、国民代表以及各项团体、个人名义，吁请早登大位，文电络绎，无日无之，在爱国者，亟为久安长治之计，而当局者，应负度势审时之责。现值滇黔倡乱，犹惊闾阎，湘西川南一带，因寇至而荡析离居者，耳不忍闻。痛念吾民，难安寝馈！加以奸人造言，无奇不有，以致救民救国之初心，转资争利争政之藉口，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特此通令知之。此令。”
至此尚须补述延缓登极之另一重要缘原，则五国警告之来，袁知虽为五国联合，日本实为原动力，遂谋挽回日本之感情，冀得外交上之援助，拟牺牲某项权利，为日本承认帝制之交换条件，先与日公使商议，日使电告本国政府，得其承诺，袁氏遂以祝贺日皇即位大典名义，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特使，拟即启行。日公使特于一月十四日晚，招请周使等饯宴，席间表示日本政府十分欢迎之意。周定十七日启行，而随员则已早日先行。及十六日，日公使忽至外交部，谓奉本国训令，俄国大使将至东京，不便迎接中国特使，且避两国间各种误解起见，请中国特使延期启行。此耗一来，袁氏之威望丧尽！及滇、黔事起，日使诘问：“贵国政府前言实行帝制，国内断无骚扰，今云、贵之事，何时可平？又其他各省，是否能保无变动？”是时袁又探悉日本招集宗社党于满洲，举勤王军之计划。各省既先后动摇，出师屡遭挠败，外论尤迫蹙，始悟向以为外交无问题，莫予为难者，实存心捣乱，大上其当。国内外情势既变，遂知帝制难成。
第六节帝制之撤销
三月二十二日，袁遂撤销帝制，废“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复焚毁关于帝制之公文，凡八百数十件；又自称为大总统，以徐世昌为国务卿。其申令如下：
政事堂奉申令：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倘有墨、葡之争，必为越、缅之续，遂有多数人主张恢复帝制，言之成理，将吏士庶，同此悃忱，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中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予更无讨论之余地。然终以骤跻大位，背弃誓词，道德信义，无以自解，掬诚辞让，以表素怀。乃该院坚谓元首誓词，根于地位，当随民意为从违，责备弥严，已至无可诿避，始以筹备为词，藉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计从缓，凡劝进之文，均不许呈递。旋即提前召集立法院，以期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俟转圜。予忧患余生，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知。辛亥事起，谬为众论所推，勉出维持，力支危局，但知救国，不知其他。中国数千年来史册所载，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让之诚，而一部分之人心，又疑为权利思想，性情隔阂，酿为厉阶。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以致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矍然，屈己从人，予何。惜焉。代行立法院转陈推戴事件，予仍认为不合事宜，著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由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庶希古人罪己之诚，以洽上天好生之德，洗心涤虑，息事宁人。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方今闾阎困苦，纲纪凌夷，吏治不修，真才未进，言念及此，中夜以忧。长此因循，将何以国？嗣后文武百官，务当痛除积习，黾尽图功。凡应兴应革诸大端，各尽职守，实力进行，毋托空言，毋存私见。予惟以综合名实，信赏必罚，为制治之大纲，我将吏军民尚其共体兹意！此令。
国务卿徐世昌
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梁启超（左）与两广护国军都司令岑春煊（右）在一起 “会议决定：一、撤销承认帝位案，取消洪宪年号；二、召开代行立法院参政院的临时会，以便取得取消帝制的法律根据；三、以徐世昌为国务卿，陆征祥退为外交总长；四、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以代久未到职的冯国璋；五、请黎、徐、段三人联名电劝西南护国军停战议和，如果他们同意，拟任蔡锷为陆军总长，戴戡为内务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梁启超为司法总长，熊希龄为财政总长，以满足进步党人的政治欲望。”
“22日袁发表申令，宣布撤销承认帝位案。命令说：‘民国肇造，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时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至上年时异势迁，几不可遏……遂有多数人主张恢复帝制，言之成理，将士吏庶，同此悃忱……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责备弥周，无可委避，始以筹备为词，借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议从缓……予忧患之余，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闻。不意辛亥事起，勉出维持，力支全局……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职之忱，而一部分之人又疑为权利思想……实予不德，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现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各省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而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招，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
“这个申令出自张一的手笔。这篇文章通篇都把进行帝制的责任归之于人，而把他自己说成是一个毫无权利思想，‘入山惟恐不深’的遁世主义者。这个申令把帝制派说成是‘爱国忧时之士’，而反对帝制者似乎是‘扰乱地方’，‘危及国家’的罪人。这个申令把撤销帝位作为一切问题的结束，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所有叛国罪行，从此一笔勾销。这个申令还向护国军亮了一下刀子，这是根据杨士琦的意见，如果护国军逼人太甚，连总统也不让他再做下去，那就可以继续用兵，让护国军知道他毕竟是不可侮的。这个申令通篇自称为‘予’，仍是皇帝下诏的口吻。袁却提起笔来亲自加了‘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的一句，把大总统这个字样又从命令中复活起来。这是他由皇帝再变总统的画龙点睛之笔。”
“袁自承认帝位起到撤销承认帝位止，一共做了83天的关门皇帝、短命皇帝。”（《袁世凯演义》）
原徐世昌之为国务卿，乃袁氏于退一步后仍欲保持总统位置之政治手腕，故同时用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三人名义，向护国军出面调停。四月四日，并改政事堂为国务院。而护国军方面，非袁氏退位，不允罢战。徐世昌见办事棘手，知难而退。袁乃以段祺瑞为总理，仍思有以转圜。而康有为、张謇、汤化龙、伍廷芳、唐绍仪及南方独立各督，均迫袁下野。江苏将军冯国璋，举足轻重，希有所利，南京会议，对袁亦空气一变。时袁一面又私议承借美款，募集内债，存心叵测。搆和既不易见于事实，全国益深危疑。五月二十九日，袁乃宣布《帝制议案始末》，图卸叛国责任，其命令如下：
大总统告令：据海军总长刘冠雄巡洋回京面称，帝制议案撤销后，群言淆乱，谣诼繁兴，好事者借端煽惑，庞杂支离，请将关于帝制议案始末，明白宣布，以释群疑等语。本大总统前于本年三月二十一日特发明令，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并以菲躬薄德，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引咎自责，不欲多言。乃近来反对之徒，往往造言离奇，全昧事实，在污蔑一人名誉颠倒是非之害小，而鼓动全国风潮，妨害安宁之害大，不得不将事实始末，明白叙述，宣布全国，以息谣煽，而维治安。
查上年各省区公民及满、蒙、回、藏公民王公等，先后赴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以本大总统之权限，虽不当向国民及立法院有所主张表示，然于维持共和国体，实为当尽之职分，是以特派政事堂右丞杨士琦代莅立法院宣言，以为改革国体，不合事宜，至国民请愿，不外巩固国基，振兴国势，民国宪法，正在起草，衡量国情，详晰讨论，当有适用之良规，是本大总统于国民之请愿，实欲纳诸宪法范围以内。制定宪法程序，既根于民国《约法》，则国体自在维持之中。旋经立法院据各省区公民及满、蒙、回、藏公民王公等请愿书，建议政府，或提前召集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妥善办法，以为根本解决。本大总统咨复，以决定宪法为国民会议职权，俟复选报竣，召集开会，以征正确民意；盖犹是以民国宪法为范围之本意也。立法院复据全国请愿联合会、全匡公民代表团等再行请愿，开会议决，按《约法》
第一章第八条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定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并议定《组织法》，咨请公布施行。查立法院原咨称：本大总统咨复，办法已定，不敢轻易变更，特以尊重民意，重付院议，佥谓民心之向背，为国体取舍之相本，该院议决投票，标题赞成或反对，各代表本有自由之权，是立法院为尊重民意而建立此项法案，本大总统自当如议公布，其时满、蒙各王公及各省区文武官吏等，仍请速定君主立宪，情词挚切，迫不及待。本大总统又以改革国体，事端重大，轻率更张，殊非事宜，但《约法》所载，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解决国体，自应听之国民，惟令以督饬所属，维持秩序，静候国民之最后解决。是本大总统不肯轻听急迫之请求，而兢兢以正确民意为从违，尊重国民主权之心，固可大白于天下。且迭有明令电谕，严诫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选举监督等遵照法案，慎重将事，勿得急遽潦草，致生流弊，并特派大理院院长董康、肃政史蔡宝善、夏寅官、傅增湘、麦秩严稽查国民代表选举不合法格者，更正取消。本大总统尊重民意，务求正确，杜渐防微，尤无所不至。迨国民代表大会报送决定国体票数，全体主张君主立宪，又由各国民代表全体推戴本大总统以帝位，并委托立法院为总代表，吁请正位前来。本大总统以《约法》内民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在国体自无讨论之余地，惟于推戴一举，自问功业本无足述，道德不能无惭；又以民国初建，本人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于信义无可自解，特将推戴书送还，并令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而在本大总统则仍以原有之名义，及现行之各职权，维持全国之现状，此不愿以帝位自居之心，昭然可见。
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不谅鄙诚，迫谓无功薄德，为谦抑之过言，又谓当日誓词，根于元首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而变迁，迫切吁请，使本大总统无可诿避，只得以创造宏基，事体繁重，不可急遽进行，致涉疏率，饬令各部院详细筹备，筹备完竣，再请施行。本大总统所以藉词筹备，不即正位者，盖始终于辞让初衷，未尝稍变也。本大总统以诚待物，凡各官吏之推戴，容有不出于本衷，各党派之主张，容不免于偏执，及各监督之办理选举，各代表之投票解决，容有未臻妥善完备之处，然在当时惟见情词敦挚，众口同词，本大总统既不敢预存逆忆之心，实亦无从洞察其他意。即今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尤非本大总统之所能料及。此则不明不智，无可讳饰者也。
滇黔兵起，本大总统内疚不遑，虽参政院议决用兵，而国军但守川、湘，未尝穷兵以逞，且悯念人民，寝馈难安，何堪以救国救民之初心，竟资争利争权之藉口？而吁请正位，文电纷驰，特降令不许呈递，并令提前召集立法院，冀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期转圜。继念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矍然，是以毅然明令宣示将承认帝制之案，即行取消，筹备事宜，立即停止。事实本末，略具于斯，原案具有，可以复按。除将各省区军民长官迭请改变国体暨先后推戴并请早登大位各文电另行刊布外，特此宣布，咸共闻知！此令。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