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节（3 / 4）
苏 青：但是慢慢儿就会好的。我总觉得孩子与女人关系来得密切，初未碍着男人什么事，而后母管养前妻子女便不行，因为他们是时时接触的，容易发生冲突。
张爱玲：离婚后的小孩子也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痛苦。
记 者：一夫一妻制到底是否合理？
苏 青：比较合理，但不能严格执行，其间应该有伸缩余地。
譬如说这次战后，恐怕又要盛行多妻了（法律虽不允许，亦不忍严禁）。原因倒不一定是战死的人太多，而是有许多男人活着也讨不起老婆，将来无生活能力的女人必定求着去当人家姨太太，有生活能力的女人只好非正式地向别人分润些爱情。这话又该给人家骂为无志气，但希望有志气的女人们速速自去断绝生殖机能吧。
记 者：在现社会，早婚还是相当流行的张爱玲：早婚我也不一定反对，要看情形的。有些女人，没有什么长处，年纪再大些也不会增加她的才能见识的，而且也并不美，不过年青的时候也有她的一种新鲜可爱，那样的女人还是赶早嫁了的好。因为年青，她有较多的机会适应环境，跟着她丈夫的生活情形而发展。至于男人，可是不宜于早婚，没有例外。一来年青人容易感情冲动，没有选择眼光，即使当时两个人是非常相配的，男的以后继续发展，女的却停滞了，渐渐就有距离隔膜。而且年青人很少能够经济独立，早婚，妻子一定是由父母赡养，养成依赖的心理，于将来的前途有碍。
大家庭与小家庭记 者：关于家庭制度，两位看，还是所谓小家庭制度好呢，还是旧式的大家庭好？
苏 青：小家庭也苦，孤零零的，依我说顶好是跟岳父母同住，岳母与女婿一定相处得很好，而婆婆和媳妇因为婆婆感到做母亲的太凄凉，所以会嫉妒媳妇的。
张爱玲：这方法真好。我从没有想到，可是听了实在感到好。
记 者：倘使老夫妇只养几个男孩子，不是太寂寞了么？
苏 青：这当然也要看情况来决定。
同居问题苏 青：还有，夫妻有同居的义务一条，我认为不妨自由些，想起这样长时期的同居生活，实在也是很可怕的。或同居或不同居，一方感到需要时只可向对方提出要求，初不必因法律规定是义务而要求强制执行也。像外国人般分床分寝室还比较好一些。但最好还是像朋友一样，大家往返，不致于每个人在婚后便没有一刻的私生活可过。我说女人再嫁比初嫁难，就是因为一回想到从前住在笼里的生活就有些怕起来了。再有社会的舆论不要对男女问题太感兴趣，夫妻是否日日同居或夜夜同床尽可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分居并不碍着众人什么事，同居亦不见得肯分惠些什么给众人也。
记 者：男女结了婚的人省钱，还是不结婚的省呢？
张爱玲：从前英文有句话说“twocanliveascheaplyasone”
，从前是结婚比较省钱，现在似乎情形两样了。
独身的人生活简单，大家都这样想，所以不留人吃饭也没人见怪。结了婚的人，就有许多不能够避免的应酬。
谁是标准丈夫？
记 者：依照女人的见解，标准丈夫的条件怎样？
苏 青：第一：本性忠厚，第二：学识财产不在女的之下，能高一筹更好。第三：体格强壮，有男性的气魄，面目不要可憎，也不要像小旦。第四：有生活情趣，不要言语无味。
第五：年龄应比女方大五岁至十岁。
张爱玲：常常听人家说要嫁怎样怎样的一个人，可是后来嫁到的，从来没有一个是像她的理想，或是与理想相近的。看她们有些也很满意似的。所以我决定不要有许多理论。像苏青提出的条件，当然全是在情理之中，任何女人都听得进去的。不过我一直想看，男人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我总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男人应当有经验一点。
记 者：今天真是“畅聆高论”了，这次对谈就到这里结束吧，真是谢谢你们两位！
（一九四四年三月）
论张爱玲的小说傅 雷前 言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史家或社会学家，会用逻辑来证明，偶发的事故实在是酝酿已久的结果。但没有这种分析头脑的大众，总觉得世界上真有魔术棒似的东西在指挥着，每件新事故都像从天而降，教人无论悲喜都有些措手不及。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除了这类不着边际的话以外，读者从没切实表示过意见。也许真是过于意外怔住了。也许人总是胆怯的动物，在明确的舆论未成立以前，明哲的办法是含糊一下再说。但舆论还得大众去培植；而文艺的长成，急需社会的批评，而非谨虑的或冷淡的缄默。是非好恶，不妨直说。说错了看错了，自有人指正。——无所谓尊严问题。
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是不成问题。其实，几条抽象的原则只能给大中学生应付会考。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
而且这一切都得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战争与和平》的原稿修改过七遍；大家可只知道托尔斯泰是个多产的作家（仿佛多产便是滥造似的）。巴尔扎克一部小说前前后后的修改稿，要装订成十余巨册，像百科辞典般排成一长队。然而大家以为巴尔扎克写作时有债主逼着，定是匆匆忙忙赶起来的。忽视这样显著的历史教训，便是使我们许多作品流产的主因。
譬如，斗争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题材。对。人生一切都是斗争。但第一是斗争的范围，过去并没包括全部人生。作家的对象，多半是外界的敌人：宗法社会，旧礼教，资本主义可是人类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外来的苦难，至少有客观的原因可得诅咒，反抗，攻击；且还有廉取时情的机会。
至于个人在情欲主宰之下所招致的祸害，非但失去了泄忿的目标，且更遭到“自作自受”一类的谴责。第二斗争的表现。
人的活动脱不了情欲的因素；斗争是活动的尖端，更其是情欲的舞台。去掉了情欲，斗争便失去了活力。情欲而无深刻的勾勒，便失掉它的活力，同时把作品变成了空的僵壳。
在此我并没意思铸造什么尺度，也不想清算过去的文坛；只是把已往的主张缺陷回顾一下，瞧瞧我们的新作家为它们填补了多少。 ↑返回顶部↑
张爱玲：离婚后的小孩子也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痛苦。
记 者：一夫一妻制到底是否合理？
苏 青：比较合理，但不能严格执行，其间应该有伸缩余地。
譬如说这次战后，恐怕又要盛行多妻了（法律虽不允许，亦不忍严禁）。原因倒不一定是战死的人太多，而是有许多男人活着也讨不起老婆，将来无生活能力的女人必定求着去当人家姨太太，有生活能力的女人只好非正式地向别人分润些爱情。这话又该给人家骂为无志气，但希望有志气的女人们速速自去断绝生殖机能吧。
记 者：在现社会，早婚还是相当流行的张爱玲：早婚我也不一定反对，要看情形的。有些女人，没有什么长处，年纪再大些也不会增加她的才能见识的，而且也并不美，不过年青的时候也有她的一种新鲜可爱，那样的女人还是赶早嫁了的好。因为年青，她有较多的机会适应环境，跟着她丈夫的生活情形而发展。至于男人，可是不宜于早婚，没有例外。一来年青人容易感情冲动，没有选择眼光，即使当时两个人是非常相配的，男的以后继续发展，女的却停滞了，渐渐就有距离隔膜。而且年青人很少能够经济独立，早婚，妻子一定是由父母赡养，养成依赖的心理，于将来的前途有碍。
大家庭与小家庭记 者：关于家庭制度，两位看，还是所谓小家庭制度好呢，还是旧式的大家庭好？
苏 青：小家庭也苦，孤零零的，依我说顶好是跟岳父母同住，岳母与女婿一定相处得很好，而婆婆和媳妇因为婆婆感到做母亲的太凄凉，所以会嫉妒媳妇的。
张爱玲：这方法真好。我从没有想到，可是听了实在感到好。
记 者：倘使老夫妇只养几个男孩子，不是太寂寞了么？
苏 青：这当然也要看情况来决定。
同居问题苏 青：还有，夫妻有同居的义务一条，我认为不妨自由些，想起这样长时期的同居生活，实在也是很可怕的。或同居或不同居，一方感到需要时只可向对方提出要求，初不必因法律规定是义务而要求强制执行也。像外国人般分床分寝室还比较好一些。但最好还是像朋友一样，大家往返，不致于每个人在婚后便没有一刻的私生活可过。我说女人再嫁比初嫁难，就是因为一回想到从前住在笼里的生活就有些怕起来了。再有社会的舆论不要对男女问题太感兴趣，夫妻是否日日同居或夜夜同床尽可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分居并不碍着众人什么事，同居亦不见得肯分惠些什么给众人也。
记 者：男女结了婚的人省钱，还是不结婚的省呢？
张爱玲：从前英文有句话说“twocanliveascheaplyasone”
，从前是结婚比较省钱，现在似乎情形两样了。
独身的人生活简单，大家都这样想，所以不留人吃饭也没人见怪。结了婚的人，就有许多不能够避免的应酬。
谁是标准丈夫？
记 者：依照女人的见解，标准丈夫的条件怎样？
苏 青：第一：本性忠厚，第二：学识财产不在女的之下，能高一筹更好。第三：体格强壮，有男性的气魄，面目不要可憎，也不要像小旦。第四：有生活情趣，不要言语无味。
第五：年龄应比女方大五岁至十岁。
张爱玲：常常听人家说要嫁怎样怎样的一个人，可是后来嫁到的，从来没有一个是像她的理想，或是与理想相近的。看她们有些也很满意似的。所以我决定不要有许多理论。像苏青提出的条件，当然全是在情理之中，任何女人都听得进去的。不过我一直想看，男人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我总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男人应当有经验一点。
记 者：今天真是“畅聆高论”了，这次对谈就到这里结束吧，真是谢谢你们两位！
（一九四四年三月）
论张爱玲的小说傅 雷前 言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史家或社会学家，会用逻辑来证明，偶发的事故实在是酝酿已久的结果。但没有这种分析头脑的大众，总觉得世界上真有魔术棒似的东西在指挥着，每件新事故都像从天而降，教人无论悲喜都有些措手不及。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除了这类不着边际的话以外，读者从没切实表示过意见。也许真是过于意外怔住了。也许人总是胆怯的动物，在明确的舆论未成立以前，明哲的办法是含糊一下再说。但舆论还得大众去培植；而文艺的长成，急需社会的批评，而非谨虑的或冷淡的缄默。是非好恶，不妨直说。说错了看错了，自有人指正。——无所谓尊严问题。
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是不成问题。其实，几条抽象的原则只能给大中学生应付会考。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
而且这一切都得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战争与和平》的原稿修改过七遍；大家可只知道托尔斯泰是个多产的作家（仿佛多产便是滥造似的）。巴尔扎克一部小说前前后后的修改稿，要装订成十余巨册，像百科辞典般排成一长队。然而大家以为巴尔扎克写作时有债主逼着，定是匆匆忙忙赶起来的。忽视这样显著的历史教训，便是使我们许多作品流产的主因。
譬如，斗争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题材。对。人生一切都是斗争。但第一是斗争的范围，过去并没包括全部人生。作家的对象，多半是外界的敌人：宗法社会，旧礼教，资本主义可是人类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外来的苦难，至少有客观的原因可得诅咒，反抗，攻击；且还有廉取时情的机会。
至于个人在情欲主宰之下所招致的祸害，非但失去了泄忿的目标，且更遭到“自作自受”一类的谴责。第二斗争的表现。
人的活动脱不了情欲的因素；斗争是活动的尖端，更其是情欲的舞台。去掉了情欲，斗争便失去了活力。情欲而无深刻的勾勒，便失掉它的活力，同时把作品变成了空的僵壳。
在此我并没意思铸造什么尺度，也不想清算过去的文坛；只是把已往的主张缺陷回顾一下，瞧瞧我们的新作家为它们填补了多少。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