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节(2 / 4)
政治机器运转的节奏一下子加快起来,整个帝国都明显感觉到了新皇帝的亢奋。帝国政治旋律从隋文帝晚年的阴郁缓慢一变而为高亢急切。
一道道诏令叫大臣们有点措手不及,轻闲惯了的他们从未遇到过这么多任务劈头盖脸地砸下来的情况。谁都没有想到,那个“深沉严重”、以谨慎著称的晋王,宝座还没有坐暖,就抛出这么多巨大的规划。每一项规划都代价巨大,事关全局。这是不是过于急躁唐突?
杨广却一点儿也不认为自己过于急躁。事实上,他心中的设想才不过公布了十分之一。不论多么幸运,一个人待在皇位上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而他心中规划的政治任务也许要一个普通帝王三辈子才能完成。在杨广看来,自隋朝向上溯源,历史上出现的伟大皇帝只有三位——秦始皇、汉武帝,加上稍逊色些的光武帝。如今,他杨广“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天才”加上难得的历史机遇,使自己完全有可能“奄吞周汉”,建立一个“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的王朝,实现“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的政治理想,在历史上写下自己伟大的名字,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千古一帝。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理想,他必须只争朝夕。
应该说,大隋臣民遇到了自己这样的皇帝,是他们的幸运。但是,庸众短时间内理解不了自己的政治蓝图,这也在意料之中。对他们进行一些详细的解释是必要的。他多次召集大臣,召开御前会议,滔滔不绝地解释自己的政治构想,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口才这样好。
他说,从表面上看,父亲治下的大隋天下四海安宁。其实,帝国的统一并不牢固,隋朝开国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四次重大的叛乱,多数发生在新统一地区。这标志着南方与北方在精神上还没有真正统一,帝国各部并没有真正融合。
他提醒大家,历史是有惯性的,从平定江南到现在,大隋王朝的统一仅仅十二年。在此前,是从汉末开始的近四百年的分裂时期。在这四百年间,由于中央权力的削弱,地方贵族势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门阀士族政治。几个世家大族联合起来,就可以更换皇帝。他们一旦失和,又必然会烽火连天。分裂的势力如同一辆高速行驶的火车,经隋文帝的初次刹车,虽然势头大大减缓,但势能还十分巨大。到隋初之时,贵族势力仍时时威胁着皇权,他们没有一天不准备着进行阴谋,伺察统治漏洞,有太多的人还在做着划地自治、黄袍加身的梦。
他指着壁上悬挂的隋王朝地图说,在这种形势下,长安这颗钉子已经挑不起新帝国的政治平衡,因为它距江南和山东过远。刚刚发生的杨谅叛乱就证明了这一点。听说杨广登基,这个一直也渴望继承皇位的弟弟立刻举起了叛旗。叛乱发生在山东一带,由于长安“关河悬远”,等消息传到首都,兵乱已经发生了近一个月,给山东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迁都到处于南北接合点上的洛阳,可以一举调整帝国的政治重心,极大地加强帝国对南方和山东潜在的反叛势力的控制,大幅提升隋帝国的国家安全系数。
而开大运河的功用比迁都更加长远。虽然已经统一,但是南北方之间如同刚刚手术连接在一起的器官,不断发生排异反应。近四百年的分离使得南方和北方形成了明显的差别。南方经济富足,北方却土地贫瘠。南人认为北人都是杂种,粗鄙无文;北人则视南人为被征服者,胆小懦弱。两地相视,几如异族。事实上,没有多少人认为大隋的统一会持续多长时间,习惯了战乱与纷争的臣民在下意识里还在准备应付下一场背叛、政变或者改朝换代。
杨广用手指在地图上从南到北用力画了一下,说,要使帝国的统一从形式升华为精神,就需要一个贯通南北的大动脉,不但可以促进南北的物质交流,更可以促成南北的文化融合。只有这样,整个民族才能神清气爽,血脉贯通。
而建设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就是最好的渠道。
杨广说,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创意。迁都与开河,必将把父皇留下的基业提升一个层次,把隋帝国的万世之业置于更开阔、深厚、坚固的地基之上,后世万代将会记住他们这一代人的功绩。
十一
《隋书·炀帝纪》称杨广“发言降诏,辞义可观”,玉树临风的年轻皇帝站在玉阶之上,举止潇洒、口齿伶俐、顾盼自雄。杨广的口才和雄辩征服了群臣。大臣们也不能不承认他的决定确实是高瞻远瞩的产物,对这个年轻人开阔的政治眼光、不凡的政治想象力和巨大的政治魄力不禁刮目相看。
一场轰轰烈烈的举国建设运动在隋帝国开展起来,整个帝国都被皇帝灼热的雄心所烤灼着,烤灼得有一点儿疼痛。大臣们感觉跟不上杨广的工作节奏,所有工作人员都不得不跟随皇帝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皇帝每天都不断询问工程进展情况,不断亲自查看图纸、督促进度。
在国内诸项大工程的前期工作安排得差不多了以后,杨广又开始马不停蹄地巡视。他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淹留深宫的缺乏男人气的君主。《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记载,他曾把南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他先是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南下江都活动,一方面为大运河一期工程剪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视察他离开四年后南方的发展情况。从南方回来,他又率领五十万大军出塞,巡行北方草原,意在陈兵耀武,以坚突厥内附之心。从那之后的十四年,这个精力充沛的男人待在宫中的时间只有四年,其余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巡游的路上的。他远赴涿郡(今北京),亲自考察进军高丽的路线。他出巡青海,了解吐谷浑王国的情况……即使在巡游路上,他也没有一天停止处理政务。据袁刚《隋炀帝传》,这个精力充沛得令人惊讶的皇帝在长时间登高涉远之后,每天还要看奏折到深夜。在巡游期间,他还不断地关注工程进展情况,发布一个接一个重大的命令,推行一项又一项重要的改革。事实上,他应该登上中国皇帝勤政排行榜而不是“好色排行榜”。他实在是没有多少时间用来与更多女人谈情说爱,卿卿我我。自十四岁与江南大族之女萧氏结婚起,直到他去世,他始终与原配如胶似漆,情投意合,这在历代帝王中并不多见。
十二
如果以不带任何偏见的眼光来看隋炀帝的这两项政治构思,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雄才大略的构想。
然而,在古代史家眼里,这些举动正是隋炀帝的罪恶纪念碑。
隋炀帝修建东都的理由在他的诏书中说得已经很充分了。这篇全文载于《隋书》的诏书论证充分,言辞得体,十分明确地从地理、经济角度说明了迁都的必要性。可是千余年来,这篇诏书都被视而不见,隋炀帝的高瞻远瞩被后世史家解读为神志昏乱。比如《资治通鉴》即采用野史的说法,认为隋炀帝修建东都是因为听信了一个术士的一句胡言乱语,大意如下:隋炀帝刚刚继位,术士章仇太翼对他说:“陛下是木命,居住在西方不祥。谶语有云:‘修治洛阳还晋家。’所以陛下应该修建洛阳为首都。”隋炀帝深以为然……于是下诏于伊洛建东京。
而修建大运河的理由,被曲解得更为可笑。《开河记》称,由于“睢阳有王气”,隋炀帝为了防止此地造反,凿穿“王气”,遂兴此大工程;另一种更为流行的说法是,杨广此举,仅仅是为了方便到南方游玩。
杨广地下有知,一定会不解这些历史学家究竟与他有何深仇大恨,如此不放过任何一个诬蔑他的机会。
其实,历史学家们与隋炀帝没有私仇,他们有的是公愤。因为在他们看来,继“不守名分”之后,杨广又犯了第二个大错——“多欲好动”。
十三
“欲”在中国人眼里是一个充满邪恶气息的危险词语。在它充满渴望和张力的外表背后,潜伏着不可预知的惩罚和灾难。在中国文化中,时刻标示着对“欲”的警告: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的钢刀,气是下山的猛虎,钱是惹祸的根苗。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悬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分歧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贫穷文化与富足文化的区别。希腊—罗马文明产生的背景是富足而不是贫穷。贸易船队源源不断地从海外给希腊带来巨额金币,而罗马帝国则靠对外扩张来攫取惊人的财富。富足的经济背景使他们对生活的看法与当时的中国人截然不同。西方文化肯定欲望。希腊人主张人在有限的年华里应该大胆地追求享乐。他们不吝于建筑豪华的浴室,聘请最好的厨师,购买许多奴隶来服侍自己。他们花巨资建起容几万人的剧场,为市民发放看戏津贴。罗马人则有比希腊人更大的竞技场、斗兽场、公共浴室与神庙。这些建筑大多以大理石建成。罗马人似乎生来就为了享受,他们每年的节日加起来长达三个月。公元106年,图拉真在罗马城庆祝达西亚战役胜利,庆祝活动居然长达一百二十三天。在西方文化中,欲望是快乐的源泉,是人生的动力,是丰富这个世界的画笔。
而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恐惧欲望和敌视欲望的文化之一。中国文化的底色是贫困,数千年来,一直在贫困和人口压力中挣扎的这片土地确实承载不起太多的欲望。荀子说:“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和罗马人提倡消费主义相反,为了“牢笼天下、防止竞争、预防混乱”,也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这片土地产生的圣人只能提倡一种节欲的人生观。朱熹断然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也就是说,满足自己的温饱是一个人的权利。不过,在达到温饱之后还奢求美味,那就属于罪恶了。
确实,在物质供应持续匮乏的情况下,最高统治者的政治举动经常会给天下苍生带来巨大的痛苦。帝王们营建宫室、四处巡游、奢侈浪费,背后的代价常常是民不聊生,转死沟壑。中国历史学家据此认为,一切与皇帝的“欲”和“动”相关的事情,都是巨大的危险。“游观”、“田猎”,这些离开皇宫的事情,都是皇帝的大忌。从春秋战国时候起,我们就不断地读到劝谏君主远离游猎、停止兴作的著名文章,比如《子虚赋》、《上林赋》,以及魏征的《十思疏》。“改革”、“兴作”,这在中国文化中,都是极其危险的词汇。贫困文化是一种没有进取心的文化。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政治的精髓是保持稳定,稳定高于一切,省事优于一切,“清静无为”是最高的政治追求。如果能把社会束缚在固定的轨道上,使天下世世代代一成不变地按照圣人规定的礼法原则运转,那将是一个王朝最理想的政治状态。现实即使千疮百孔,多一事也永远不如少一事,拖延和不作为是保证危机不爆发的最好办法。不兴革,忌扰民,是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做皇帝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熄灭自己体内的欲望,抑制住四肢好动的冲动,“端居垂拱,面南而治”。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返回顶部↑
一道道诏令叫大臣们有点措手不及,轻闲惯了的他们从未遇到过这么多任务劈头盖脸地砸下来的情况。谁都没有想到,那个“深沉严重”、以谨慎著称的晋王,宝座还没有坐暖,就抛出这么多巨大的规划。每一项规划都代价巨大,事关全局。这是不是过于急躁唐突?
杨广却一点儿也不认为自己过于急躁。事实上,他心中的设想才不过公布了十分之一。不论多么幸运,一个人待在皇位上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而他心中规划的政治任务也许要一个普通帝王三辈子才能完成。在杨广看来,自隋朝向上溯源,历史上出现的伟大皇帝只有三位——秦始皇、汉武帝,加上稍逊色些的光武帝。如今,他杨广“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天才”加上难得的历史机遇,使自己完全有可能“奄吞周汉”,建立一个“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的王朝,实现“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的政治理想,在历史上写下自己伟大的名字,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千古一帝。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理想,他必须只争朝夕。
应该说,大隋臣民遇到了自己这样的皇帝,是他们的幸运。但是,庸众短时间内理解不了自己的政治蓝图,这也在意料之中。对他们进行一些详细的解释是必要的。他多次召集大臣,召开御前会议,滔滔不绝地解释自己的政治构想,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口才这样好。
他说,从表面上看,父亲治下的大隋天下四海安宁。其实,帝国的统一并不牢固,隋朝开国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四次重大的叛乱,多数发生在新统一地区。这标志着南方与北方在精神上还没有真正统一,帝国各部并没有真正融合。
他提醒大家,历史是有惯性的,从平定江南到现在,大隋王朝的统一仅仅十二年。在此前,是从汉末开始的近四百年的分裂时期。在这四百年间,由于中央权力的削弱,地方贵族势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门阀士族政治。几个世家大族联合起来,就可以更换皇帝。他们一旦失和,又必然会烽火连天。分裂的势力如同一辆高速行驶的火车,经隋文帝的初次刹车,虽然势头大大减缓,但势能还十分巨大。到隋初之时,贵族势力仍时时威胁着皇权,他们没有一天不准备着进行阴谋,伺察统治漏洞,有太多的人还在做着划地自治、黄袍加身的梦。
他指着壁上悬挂的隋王朝地图说,在这种形势下,长安这颗钉子已经挑不起新帝国的政治平衡,因为它距江南和山东过远。刚刚发生的杨谅叛乱就证明了这一点。听说杨广登基,这个一直也渴望继承皇位的弟弟立刻举起了叛旗。叛乱发生在山东一带,由于长安“关河悬远”,等消息传到首都,兵乱已经发生了近一个月,给山东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迁都到处于南北接合点上的洛阳,可以一举调整帝国的政治重心,极大地加强帝国对南方和山东潜在的反叛势力的控制,大幅提升隋帝国的国家安全系数。
而开大运河的功用比迁都更加长远。虽然已经统一,但是南北方之间如同刚刚手术连接在一起的器官,不断发生排异反应。近四百年的分离使得南方和北方形成了明显的差别。南方经济富足,北方却土地贫瘠。南人认为北人都是杂种,粗鄙无文;北人则视南人为被征服者,胆小懦弱。两地相视,几如异族。事实上,没有多少人认为大隋的统一会持续多长时间,习惯了战乱与纷争的臣民在下意识里还在准备应付下一场背叛、政变或者改朝换代。
杨广用手指在地图上从南到北用力画了一下,说,要使帝国的统一从形式升华为精神,就需要一个贯通南北的大动脉,不但可以促进南北的物质交流,更可以促成南北的文化融合。只有这样,整个民族才能神清气爽,血脉贯通。
而建设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就是最好的渠道。
杨广说,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创意。迁都与开河,必将把父皇留下的基业提升一个层次,把隋帝国的万世之业置于更开阔、深厚、坚固的地基之上,后世万代将会记住他们这一代人的功绩。
十一
《隋书·炀帝纪》称杨广“发言降诏,辞义可观”,玉树临风的年轻皇帝站在玉阶之上,举止潇洒、口齿伶俐、顾盼自雄。杨广的口才和雄辩征服了群臣。大臣们也不能不承认他的决定确实是高瞻远瞩的产物,对这个年轻人开阔的政治眼光、不凡的政治想象力和巨大的政治魄力不禁刮目相看。
一场轰轰烈烈的举国建设运动在隋帝国开展起来,整个帝国都被皇帝灼热的雄心所烤灼着,烤灼得有一点儿疼痛。大臣们感觉跟不上杨广的工作节奏,所有工作人员都不得不跟随皇帝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皇帝每天都不断询问工程进展情况,不断亲自查看图纸、督促进度。
在国内诸项大工程的前期工作安排得差不多了以后,杨广又开始马不停蹄地巡视。他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淹留深宫的缺乏男人气的君主。《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记载,他曾把南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他先是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南下江都活动,一方面为大运河一期工程剪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视察他离开四年后南方的发展情况。从南方回来,他又率领五十万大军出塞,巡行北方草原,意在陈兵耀武,以坚突厥内附之心。从那之后的十四年,这个精力充沛的男人待在宫中的时间只有四年,其余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巡游的路上的。他远赴涿郡(今北京),亲自考察进军高丽的路线。他出巡青海,了解吐谷浑王国的情况……即使在巡游路上,他也没有一天停止处理政务。据袁刚《隋炀帝传》,这个精力充沛得令人惊讶的皇帝在长时间登高涉远之后,每天还要看奏折到深夜。在巡游期间,他还不断地关注工程进展情况,发布一个接一个重大的命令,推行一项又一项重要的改革。事实上,他应该登上中国皇帝勤政排行榜而不是“好色排行榜”。他实在是没有多少时间用来与更多女人谈情说爱,卿卿我我。自十四岁与江南大族之女萧氏结婚起,直到他去世,他始终与原配如胶似漆,情投意合,这在历代帝王中并不多见。
十二
如果以不带任何偏见的眼光来看隋炀帝的这两项政治构思,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雄才大略的构想。
然而,在古代史家眼里,这些举动正是隋炀帝的罪恶纪念碑。
隋炀帝修建东都的理由在他的诏书中说得已经很充分了。这篇全文载于《隋书》的诏书论证充分,言辞得体,十分明确地从地理、经济角度说明了迁都的必要性。可是千余年来,这篇诏书都被视而不见,隋炀帝的高瞻远瞩被后世史家解读为神志昏乱。比如《资治通鉴》即采用野史的说法,认为隋炀帝修建东都是因为听信了一个术士的一句胡言乱语,大意如下:隋炀帝刚刚继位,术士章仇太翼对他说:“陛下是木命,居住在西方不祥。谶语有云:‘修治洛阳还晋家。’所以陛下应该修建洛阳为首都。”隋炀帝深以为然……于是下诏于伊洛建东京。
而修建大运河的理由,被曲解得更为可笑。《开河记》称,由于“睢阳有王气”,隋炀帝为了防止此地造反,凿穿“王气”,遂兴此大工程;另一种更为流行的说法是,杨广此举,仅仅是为了方便到南方游玩。
杨广地下有知,一定会不解这些历史学家究竟与他有何深仇大恨,如此不放过任何一个诬蔑他的机会。
其实,历史学家们与隋炀帝没有私仇,他们有的是公愤。因为在他们看来,继“不守名分”之后,杨广又犯了第二个大错——“多欲好动”。
十三
“欲”在中国人眼里是一个充满邪恶气息的危险词语。在它充满渴望和张力的外表背后,潜伏着不可预知的惩罚和灾难。在中国文化中,时刻标示着对“欲”的警告: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的钢刀,气是下山的猛虎,钱是惹祸的根苗。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悬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分歧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贫穷文化与富足文化的区别。希腊—罗马文明产生的背景是富足而不是贫穷。贸易船队源源不断地从海外给希腊带来巨额金币,而罗马帝国则靠对外扩张来攫取惊人的财富。富足的经济背景使他们对生活的看法与当时的中国人截然不同。西方文化肯定欲望。希腊人主张人在有限的年华里应该大胆地追求享乐。他们不吝于建筑豪华的浴室,聘请最好的厨师,购买许多奴隶来服侍自己。他们花巨资建起容几万人的剧场,为市民发放看戏津贴。罗马人则有比希腊人更大的竞技场、斗兽场、公共浴室与神庙。这些建筑大多以大理石建成。罗马人似乎生来就为了享受,他们每年的节日加起来长达三个月。公元106年,图拉真在罗马城庆祝达西亚战役胜利,庆祝活动居然长达一百二十三天。在西方文化中,欲望是快乐的源泉,是人生的动力,是丰富这个世界的画笔。
而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恐惧欲望和敌视欲望的文化之一。中国文化的底色是贫困,数千年来,一直在贫困和人口压力中挣扎的这片土地确实承载不起太多的欲望。荀子说:“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和罗马人提倡消费主义相反,为了“牢笼天下、防止竞争、预防混乱”,也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这片土地产生的圣人只能提倡一种节欲的人生观。朱熹断然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也就是说,满足自己的温饱是一个人的权利。不过,在达到温饱之后还奢求美味,那就属于罪恶了。
确实,在物质供应持续匮乏的情况下,最高统治者的政治举动经常会给天下苍生带来巨大的痛苦。帝王们营建宫室、四处巡游、奢侈浪费,背后的代价常常是民不聊生,转死沟壑。中国历史学家据此认为,一切与皇帝的“欲”和“动”相关的事情,都是巨大的危险。“游观”、“田猎”,这些离开皇宫的事情,都是皇帝的大忌。从春秋战国时候起,我们就不断地读到劝谏君主远离游猎、停止兴作的著名文章,比如《子虚赋》、《上林赋》,以及魏征的《十思疏》。“改革”、“兴作”,这在中国文化中,都是极其危险的词汇。贫困文化是一种没有进取心的文化。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政治的精髓是保持稳定,稳定高于一切,省事优于一切,“清静无为”是最高的政治追求。如果能把社会束缚在固定的轨道上,使天下世世代代一成不变地按照圣人规定的礼法原则运转,那将是一个王朝最理想的政治状态。现实即使千疮百孔,多一事也永远不如少一事,拖延和不作为是保证危机不爆发的最好办法。不兴革,忌扰民,是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做皇帝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熄灭自己体内的欲望,抑制住四肢好动的冲动,“端居垂拱,面南而治”。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