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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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官方印章,由中央专门机构统一制作,规格是见方一寸,习称“方寸印”。当时的一寸,是二点四厘米,大约是成人食指一个指节的长度。至于官印的材质,以及系在印纽上绶带的颜色,也因官阶的高低而不同。顶级高官金印紫绶;次高级官员银印青绶;中级官员铜印黑绶;低级官员铜印黄绶。不仅官印是如此,就连皇帝、亲王的玺印,尺寸也是如此,故有“方寸玺”之称。孙坚攻入洛阳得到西汉高祖传下来的“传国玺”,其大小是“方圜四寸”,这明确记载于《三国志》卷四十六《孙坚传》裴松之注引《吴书》。所谓“方圜四寸”,即方形的圆周共计四寸,正好每边一寸。1981年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出土的东汉初广陵王金玺,正方形边长二点三厘米,正是东汉初期的一寸。至于三国的私人印章,尺寸比官印还要小一点。2010年5月河南省孟津县出土的曹魏大将曹休私印,正方形边长就只有两厘米。
  再欣赏一件敞口漆盘:上部口径十四厘米,底部口径六点八厘米,高度一点八厘米。值得注意的是盘底中央的彩绘:两名五六岁的儿童,将衣衫缠在腰间,各自手持木棍,正在比试武功的高低。右边那位向左跨步,双手举棍出击;左边那位一面向左撤步避让,一面举棍伺机还击,全都是像模像样的练家子。前面讲吕蒙时说过,孙吴的军队,与领兵将领有强烈的依附关系;家属也在驻地一起生活,儿孙是军队兵员的主要补充。这件漆盘的图景,应当就是朱然军营中将士后代真实生活的写照。三国时代,不仅武功从娃娃就开始抓起,而且就连“武艺”这个词汇,也最早出现在三国的史书中。陈寿评价曹操的儿子曹彰,“武艺壮猛,有将领之气”,这见于《三国志》卷十九《曹彰传》。刘备的养子刘封,“有武艺,气力过人”,这见于《三国志》卷四十《刘封传》。“袁敏有武艺”,这见于《三国志》卷十一《袁涣传》。就连女性,比如孙权的老妹,也是“才捷刚猛,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侍立”,这见于《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三国啊三国,真是一个充满尚武精神的时代啊!
  最后欣赏漆尺。根据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的陈列说明,是用木胎打底,再涂腻子油漆,长度为二十四厘米。三国的一尺,以往大多认为相当于二十三厘米,那是因为没有实物,只好书面折算出来的近似值。现在有了朱然本人给出的实物证据,准确数值从此可以确定为二十四厘米。没有实物,刘备七尺五寸的身高,只相当于一米七二,那很平常,完全不值得在史书中写上一笔;有了实物,刘备的身高一下子提高到了一米八零,在营养远不及当今的三国时代,着实是引人注目的大个儿了!
  笔者最近一次到安徽省马鞍山市考察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是在2012年的10月,笔者同时还考察了该市的采石矶名胜区。采石矶又名牛渚矶,就是孙策攻取江东时的登陆渡口。俯瞰长江,波涛东去;回首三国,浮想联翩。想当年孙策挥兵数千在此渡江,打拼孙吴基业,才不过二十一虚岁,年轻得被人称为“孙郎”。为何会“自古英雄出少年”呢?主要原因之一,是古人尚武,特别是在三国时代,从娃娃就抓起,朱然墓中出土的漆盘彩绘就是明证。尚武,不仅能够强健体魄,更重要的是能够强健精神。精神和体魄都强健的下一代,就是少年英雄的后备军。难怪当时会出现名将辈出的闪亮图景,因为有充足的后备军啊!如果当今我们的中华民族,也拥有雄厚的少年英雄后备军,再嚣张的恶邻也不敢小觑我们,对不对?看来尚武还是不尚武,能不能从娃娃就开始抓尚武,可以算得上关乎民族兴衰的大事了。这正是:
  尚武优良传统在,发扬光大待何时?
  关于朱然就讲到这里。下面要讲孙吴主帅型名将的第五名,陆逊的儿子陆抗。
  主帅型名将第五名——陆抗
  他是全力支撑国家危难局面的栋梁,因为有他在,北面的强敌西晋不敢对孙吴动兵;因为他去世,几年后孙吴就被西晋大军灭亡;他四个儿子全都成器,老大和老二为国尽忠,牺牲在疆场,老三和老四则是西晋文坛的兄弟双星,留名于青史……
  将门虎子
  本节要说的这位名将,他父亲是孙吴中期的军界首脑,本人则继承父业,成为孙吴后期的杰出主帅;他是全力支撑国家危难局面的栋梁,在上游荆州镇守整整十五年;因为有他在,北面的强敌西晋不敢对孙吴动兵;因为他去世,几年后孙吴就被西晋大军灭亡;他四个儿子全都成器,老大和老二为国尽忠,牺牲在疆场,老三和老四则是西晋文坛的兄弟双星,留名青史。他,就是陆逊的儿子陆抗。陆抗究竟是怎么从高门公子哥,成长为三国名将的呢?他是靠吃父亲的老本,还是凭自身努力取得成功的呢?
  陆抗字幼节,吴郡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氏,是陆逊的次子。因为大哥陆延早死,所以赤乌八年(245)其父陆逊去世的时候,刚刚才满二十岁的他,就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并且经受了一场突然的严峻考验。考验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上一节讲过,陆逊是在孙权的有意打击之下,悲愤含冤而死在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的。陆逊死后,陆抗护送父亲的遗体,准备回下游江东的故乡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一带安葬。途中经过京城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时,他顾全大局,特地去向皇帝孙权谢恩。孙权刚刚逼死了他的父亲,他去向孙权谢什么恩呢?原来,陆逊死的时候,他手下长期追随的亲兵,还有五千人马。前面讲过,孙吴实行了一种特殊的军队制度,后世学者称为“领兵制”。领兵将领与他部下之间,具有强烈的依附关系:部下长期跟随将领,部下的妻室儿女家属长期随军驻防,子弟成年后也继续在这支军队当兵。为了暂时安抚这支长期依附陆逊的部队,防止出现动乱,孙权便任命陆抗为建武校尉,作为这支部队的首领。陆抗去谢恩,就是谢这个职务的恩。
  但是陆抗一到京城,就被孙权下令软禁在规定的地方,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回答问题,而且不准与外界来往,等于是被双规了。他才二十岁,此前没有介入政治,也没有违法乱纪,为何会遭到如此对待呢?原因是孙权还想在他身上,继续清查他父亲陆逊的问题。于是,孙权又从皇宫中派出特使,拿出当初一个名叫杨竺的告密者告发陆逊的二十条罪状,一条又一条地追根究底,要陆抗如实回答。《三国志》卷五十八《陆抗传》记载是“送葬东还,诣都谢恩,孙权以杨竺所白二十事问抗,禁绝宾客,中使临诘”。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考验,如果碰上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早吓得尿裤子了。而陆抗的表现如何呢?两个字:淡定。他一条一条地回答,而且回答得比当初他父亲还冷静,还清晰,还更有说服力。孙权本来以为,当初在陆逊那里没有追问出什么罪过的问题,在陆抗这里,总会挖出一点纰漏或差错来,却没有想到竟然问出这样的结果。一点没有抓到小辫子的孙权,反应究竟如何呢?《陆抗传》上的描述,说是“权意渐解”,即孙权的心结逐渐消解了。其实,孙权恐怕还有相当大的尴尬,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第二年,也就是赤乌九年(246),陆抗晋升为立节中郎将。当时军官的名称,按等级的高低,大体分为将军、中郎将、校尉和都尉几大类。每一类的前面,又冠以不同的形容词。陆抗从建武校尉,变成立节中郎将,属于提升。所谓“立节”,即建立节操,从这一官职的命名看,孙权是有深意的,他希望陆抗建立节操,实际上就是要陆抗放下父亲被逼死的恩怨,继续效忠自己。在陆抗这一方面,他的家族是深深扎根在江东的土著,而且一直是名门大族,脱离不了江东。既然脱离不了江东,从整个家族和自己的发展前途考虑,除了继续为孙吴政权效力,没有其他的选择。因此,他带领手下兵马,前往新的江防要塞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驻守,以便将武昌的大营腾出来,交给新来的长官诸葛恪。而陆抗的节操究竟如何,从驻地交换的行动中就能清晰地展现出来。
  新来的诸葛恪,是诸葛亮大哥诸葛瑾的长子,新生代将领中最受孙权青睐的风头人物。他人很聪慧,特别是玩脑筋急转弯,反应极快。《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中记载,孙权大宴群臣,酒酣耳热之际,令人牵进一头驴,驴头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诸葛子瑜”四个字,众人一见,不禁大笑。原来,诸葛瑾字子瑜,他是长条脸,很像驴。好开玩笑的孙权,就拿忠厚的他来取乐。在座的诸葛恪,立刻拿笔上前,加上“之驴”二字,变成“诸葛子瑜之驴”了。众人莫不佩服,孙权马上把驴赏给诸葛恪。但是他又骄傲自满,当初陆逊就因此对他有看法。现今孙权提拔他为大将军,兼任荆州牧,接替陆逊镇守武昌。对于这位过去与父亲不和睦,现今又来占据父亲老地盘的同辈,陆抗会如何对待呢?
  《三国志》卷五十八《陆抗传》记载,陆抗临走之前,下令将武昌大营的城池、营垒、围墙、房屋,全部修缮一新;营地周围的园林,包括桑树、果树等,全部保持完好不准砍伐;整个大营,如同全新建成的一般。但是,诸葛恪在柴桑留下的营地,却是一片脏乱差,到处破破烂烂。诸葛恪进驻武昌大营后,看到陆抗给自己留下的,与自己留给陆抗的截然不同,这位平常自视甚高的风头人物,史书说是“深以为惭”,也就是自感惭愧得很。
  “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话在诸葛恪和陆抗身上,得到了准确的验证。七年之后,做事依旧粗疏轻率的诸葛恪,被政敌杀死在皇宫的酒宴上。而做事更加细致踏实的陆抗,却在十年之后,开始镇守孙吴西部,逐渐成为支撑国家危难局面的栋梁。那么陆抗充分发挥国家栋梁作用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呢?
  标志性事件,就是充分展示他军事才能的“西陵之战”。
  要弄清楚“西陵之战”,先必须对陆抗当时的军事职务了解清楚。《三国志》卷五十八《陆抗传》记载:“孙皓即位,加镇军大将军,假节。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治乐乡。”孙皓即位以后,陆抗升任镇军大将军,给予“假节”的威权。建衡二年(270),孙皓又任命陆抗担任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把治所放在乐乡。你就会问了:陆抗既然升任了镇军大将军,为何又让他担任都督信陵等处的诸军事呢?原因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原来,三国是古代军事制度的变革期,其中最重要而又与陆抗职务密切相关的变革有二:一是督将战区制的形成,二是高级将领身上,出现了军阶、职务、威权三者的明确区分。在此之前,如有军事行动,一般是临时选拔将领,征调军队;行动结束,将领交出军权,士兵各回原地。到了三国,战火长期不断,各国开始在地盘中,划出固定的战区,派遣常驻的部队,任命常驻的指挥官,以适应战争的需要。战区的指挥长官,相当于后世的军区司令,一般带有“督”或“都督”的字样,于是督将战区制诞生。陆抗担任的“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就是这五个军分区上面的总司令。至于每个军分区的司令,就称某某督,比如信陵督、西陵督。后来唐代的节度使、明清的总督,与此都有渊源关系。
  督将战区制出现后,高级将领身上,就不再如以前只有军阶,而是有军阶、职务、威权三种不同的名号。陆抗的“镇军大将军”,是他的军阶,类似后世的军衔,决定他官阶高低,领多少工资。而“都督诸军事”是他的职务,决定他的具体职责范围,是指挥信陵等五个分战区的各路军队。至于“假节”,则是他拥有的威权,决定他有权自行诛杀违犯违反军法的将士,后世没有类似的名号。此处的“假”,意为给予;“节”是用竹与牦牛尾做成的节旄,是君主授权的特殊凭证。
  陆抗所指挥的五个战区,是从三峡中段起,直到三峡东口以下的江陵,这一大段的长江防线。最西边的信陵县,在今湖北省秭归县东南的长江北岸,与蜀汉地盘接壤。西陵县,在今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三峡东口的长江北岸。夷道县,即今湖北省宜都市,在长江南岸。乐乡,在今湖北省松滋市东北,荆州市荆州区西南的长江南岸。公安县,即今湖北省公安县,也在长江南岸。这么一大段长江防线,绵延将近千里,在西面的三峡方向,北面的襄阳方向,都面临着同一个强敌。这个强敌是谁?就是当时先后吞灭了蜀汉和曹魏的西晋王朝。
  凤凰元年(272)八月,陆抗下属的西陵军分区指挥官,西陵督步阐,宣布投降西晋,据守西陵的坚固城池,等待对方的援助大军。九月,西晋王朝立即调派八万大军,在荆州战区总指挥官羊祜的统领下,从襄阳大举南下,接应步阐。孙吴政权,顿时面临严重危机。要知道危机为何严重,就必须对当地的军事地理有所了解。
  陆抗所镇守的近千里长江防线,有两处军事重镇,即西陵和江陵这两个“陵”。西陵原名夷陵,正好位于三峡的东口,是通向西面益州的咽喉。江陵,即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正当北上襄阳进入中原的大道。换句话说,当时西晋如果要摧毁孙吴,西路要从益州出三峡东下,中路要从襄阳南下,而抵抗这两路进攻的坚固据点,就分别是西陵和江陵,因此孙吴对此两处要塞,进行了长期的打造经营,就一点不奇怪了。
  西路的要塞西陵已经被出卖占据,中路的要塞江陵又面临西晋八万大军的进攻,一旦陷落,西部门户洞开,对方乘胜东下,那就是当年曹操占领荆州后挥兵东下的重演,孙吴可谓是危如累卵。面临如此严峻局面,陆抗指挥三万人马应战,对内要收拾投敌叛国的步阐,对外要应付强大的敌军,他能够像向他父亲陆逊那样,创造以弱胜强的用兵神话吗?
  这时,真正考验陆抗在用兵本领和胆量上,是否得到他父亲真传的,而且他首先就必须要做的功课,是一道看似简单得很的双选题:他这三万兵马的使用方向,是选择在江陵呢,还是在西陵呢?
  一般人肯定会选江陵。因为江陵一直是上游荆州的政治中心,价值更重要;与陆抗总指挥部所在的乐乡,基本上是隔江相望,出兵更近便;如今又直接面临西晋的大军来犯,情况更紧急。陆抗的下属将领,就是这样选择的。
  但是,陆抗的选择却与众不同。据《三国志》卷五十八《陆抗传》记载,他对众将官说:“江陵城固兵足,无所忧患。假令敌没江陵,必不能守,所损者小。如使西陵盘结,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则所忧虑,难可竟言也!吾宁弃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他认为江陵城池坚固兵力充足,抵抗敌人没有忧患。即便敌人暂时占领江陵,也会因为深入我方地盘而无法守住,损失不大。但是一旦西陵方面的敌对势力团聚起来,在它南面山区的少数族都会跟着发起动乱,那时忧虑就一言难尽了!所以宁可丢弃江陵而攻克西陵,更何况江陵还牢固无忧。总之,陆抗判断当前的要害是西陵的内乱,而非江陵的外患。他之所以敢于这样说,是因为他早就有预防的举措。
  原来,当初陆抗看到江陵北面的地势平坦开阔,道路通畅方便,对西晋来犯的骑兵极为有利。为了加强防御,他指令江陵督张咸,在下游的水口附近修筑了一道大堤堰,阻断江陵西面从北向南流到长江的支流。于是,这条名叫沮漳水的河流下游,就变成了一个大湖泊,把北面襄阳通往江陵的道路全部淹没。敌人不要说进攻江陵城池,就连到达城池之下也办不到,江陵城就更保险了。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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