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节（2 / 4）
清晨的雾气还没有完全消散，一行人已来到了开封长庆门东北那数十间小屋前。“这就是我朝藏书的崇文馆？”柴荣看着这些破旧的小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正是。”宰相范质答道：“当年梁太祖毁长安而定都汴梁，朝廷藏书悉数被毁。开运三年，契丹军攻掠开封，又将馆内藏书尽收北运，如今这崇文馆早已有名无实……”
柴荣皱了皱眉头，步入馆内。屋内局促狭小，四壁残破，馆内藏书，寥寥无几。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没有什么能比国家藏书的地方更能看出王朝的兴衰，炎黄文化，延绵千年，如今竟放不满十余间小屋。扭转这个乱世重武轻文之风，或许正可以从这里开始。
柴荣对范质说：“堂堂朝廷，藏书如此匮乏，谈何文治？回朝之后，马上拟诏：鼓励各地向崇文馆贡献藏书，凡献书者，悉加优赐！再于朝官中选差二十人，调中书门下任职，专门负责对藏书校雠、刊正、抄写！假以时日，定能重振天下读书之风！”
柴荣说完，看了看一直跟在自己身后的赵匡胤。“我知赵将军出身将门，自幼习武，骑马射箭，无一不精。但要造盛世，光有能战之军还远远不够。想当年，梁太祖朱全忠，唐庄宗李存勖，他们手下之军不可谓不强，却同样兵败身亡，灰飞烟灭。”赵匡胤听了，连连称是。柴荣笑了笑：“古人云，开卷有益。即使身为武将，也要读书。将军练兵空闲之时，不妨多翻翻这些书，定能有所裨益。”赵匡胤牢牢记住了柴荣的话。从此，赵匡胤常于军中手不释卷，潜心攻读。甚至听到谁藏有异书，不惜千金收买。甚至带兵打仗之时，也以车载书数千卷随军而行。
对柴荣而言，重建崇文馆只是一个小小的突破口，要全面扭转重武轻文的风气，还需要更大的动作。
五代以来，强权当道，武力为王，中原更是战乱的重灾区。恶劣的生存环境让文人士大夫纷纷南迁至相对安定的南方，而更多的读书人为保持自己的节操，则选择了隐居不仕。作为文官制度基础的科举，虽然并未明令废弃，但由于战乱不止，时常荒废。即使施行，科举考试也成为官员舞弊谋私的工具，早已失去了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意义。长此以往，本应是文人精英集萃之地的朝廷，反而成了不学无术、无才平庸之辈表演的舞台。
后梁有个翰林学士叫封舜卿，而这样御封的最高知识分子，因为才思拙涩，居然经常要门生代笔，传为笑谈。后唐时则荒唐事更多，一个叫崔协的人，写一篇文章都错字百出，而这样的人不仅中了进士，还做了宰相。拜相之后，连表奏都不会写，只好找枪手代笔，史称“庙堂代笔，假手于人”。李存勖时期的两个宰相豆卢革、韦说平时高谈阔论，夸夸其谈，一处理政务，则错误百出。他们为官员封拟官阶，竟常常高低颠倒，经常需要郎官来纠正。后唐末帝李从珂时，宰相马胤孙无才无德，为了避免犯错被追究责任，干脆为自己定了个规矩：不开口议政，不开印办事，不开门接待官员，号称“三不开”宰相。庙堂之上，全是这样的官员，政事之混乱，可见一斑。
郭威登基之后，痛感人才缺乏，科举废弛，曾颁布诏令，要求“各科的举人，要按等级次第加考题目，而进士除考诗赋以外，还要加试一门其他文章。”但不久后，郭威病死，复兴大计落到了柴荣身上。
非常之时须行非常之法。柴荣决定部分恢复已废止多年的举荐制。他下诏，要求在朝文官，每人举荐有才德的人才一人，即使因族近亲也无妨。但要求授官之时，必须署上举荐人的姓名，若此人为官不仁，作奸犯科，将来要连带追究举荐者的责任。柴荣这样做，不光是因为朝中急需人才。他还有更深的考虑。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逆转朝野内外重文轻武，漠视德行的风气，进而重建已被掏空的文士阶层。
柴荣当然知道，这样的举荐不能作为常态，再兴科举才能治本。没过多久，他便诏告朝野：“国家设贡举之司，是为了求英俊之士。但听闻近年以来，多有滥进，甚至有人以家族出身或是贿赂官员而中第。从今年开始，朝廷录用的举人，要全部通过复试，复试不过，一律淘汰。”所谓复试可不是走走过场。第一年科举取进士十六人，复试一开，竟有十二人落马，举国震惊。大家知道，柴荣这次是来真的了。
不久，柴荣又采纳官员的建议，下令严查科举代考等舞弊行为，一旦查实，处以劳役，永不录用。不久如此，柴荣还抽出时间亲自批阅新举进士的诗赋、论文、策文，以防止出现滥竽充数之徒。皇帝亲自把关，各地更是如履薄冰，科举场上，风气为之一新。
鼓励举荐人才，重振科举制度。柴荣相信，活水一旦引入，只要假以时日，终将改变武力当道，文士匮乏的现状。柴荣的做法深刻影响了赵匡胤后来创立那个宋王朝。赵匡胤登基之后，把皇帝亲自参与科举选拔的做法制度化，设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分别由地方（州）、礼部和皇帝组织。北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宋太宗采纳陈靖的建议，创设了“糊名法”（把试卷上填写姓名的地方盖纸糊住），以防止舞弊。到了北宋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又实行“誊录法”：即将考生的试卷全部誊抄过录一遍，杜绝了通过字迹、暗语等给人情分的可能。科举，这项隋朝创立的制度，在经过晚唐五代战乱的屠戮之后，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在极为重视文官政治的宋王朝再度兴盛。而这一转变的发端，却是执政只有短短五年多的周世宗柴荣。
接下来，柴荣又盯上了人们诟病已久的刑法制度。晚唐以来，历代实行严刑峻法，各地军阀大吏更视治下的百姓、官僚如私家财产，怒则杀，喜则赏，完全不受节制。郭威称帝以来，清查冤狱，废除过于严苛的刑律，在这方面有所改善。但在柴荣看来，这些小修小补还远远不够。
很快，柴荣做了一件历朝皇帝都不可能去做的事：亲自查阅各地囚犯的档案。汝州的一个案子引起了柴荣的注意：当地一个叫马遇的老百姓，父亲、弟弟都因犯案被判处死。马遇坚定地认为父亲和弟弟是含冤而死，屡次申诉，都被驳回。柴荣当即调来案宗，传来证人，亲自审问，果然发现这是一起冤案。柴荣当即把此案审理情况昭告天下，朝野耸动。皇帝竟然为了一个普通老百姓亲自审案，各级官员岂敢怠慢。从此，后周各部门长官无不亲自省察刑事案件，再不敢松懈。
谈及此事，柴荣感慨万千。他对左右大臣说：“朕并非什么圣人，却也能辨明一桩所谓的疑案。看来并不是判案有多难，难在各级官员坚持良心，坚持法律。从今以后，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赏人！”众人听了，表面上唯唯诺诺，心里却想，“因怒刑人，因喜赏人”，这对皇帝而言简直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柴荣也不过说说而已。既然权倾天下，谁还愿意自己给自己套上一个枷锁呢？大臣们远远低估了柴荣的决心。他当然不是说说而已。
显德四年（公元957年），柴荣听从范质的建议，下诏重修刑律，编定《显德刑律统类》（史称《大周刑统》）。在范质的主持下，历时一年，大功告成，《大周刑统》于第二年正式颁布施行。经过了混乱的五代，在唐朝法律制度已破坏殆尽之时，《大周刑统》的出现毫无疑问是中国古代法律史上的一大进步。五年之后的宋建隆四年，《宋刑统》问世，奠定了宋王朝的刑律体系。但人们不要忘记，这部因成为历史上首部刊印颁行的法律而名垂青史的法典，毫无疑问是受了那部只有短短五年生命的《大周刑统》的影响。而柴荣那句载入史册的“不因怒刑人，因喜赏人”，更让人看到了他鲜明的法治思想，令后世无数的史学家感叹不已。
登基短短一年，柴荣以惊人的精力，四面出击，全面革新，事必躬亲，令朝野震惊。以至于当时在河南府任推官的高锡上书劝谏道：“天下四海之大，日常政务之多，即使是尧、舜那样的圣君也无法事必躬亲，如今陛下竟然全部亲自处理。但天下人却并不会认为陛下有多么聪明智慧，反而会说您狭隘多疑，不相信群臣。陛下只需选贤用能，赏功罚过，天下何愁不能太平！何必亲自处理那些低贱的事务，而丢掉为政的根本呢？”看了如此尖锐的劝谏，柴荣只能苦笑而已。
高锡说得不是没有道理。但又有谁能明白他心里的急切与焦虑。天下破碎，民不聊生，外部威胁更是日益严重。赏功罚过，说得如此轻松，但内忧外患的天下还经得起任何的失败与错误吗？一旦不慎，中原随时都可能遭到灭顶之灾。柴荣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人们怎么想，怎么说，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天下。
或许，一个心怀天下的完美主义者，永远都只能孤独地战斗。
第四章 舍身为民
柴荣以旺盛的精力和惊人的效率推动着后周王朝的全面革新，一系列连珠炮般的变革令人眼花缭乱。为了天下百姓，他就像勇敢地扑向火焰的灯蛾，就算面对再多的非议和责难，他都义无反顾，绝不退缩。
17 农夫与蚕妇
革新全面启动，一发而不可收。在柴荣的全力推动下，受尽苦难的中原出现了难得的复兴迹象。但后周王朝大刀阔斧的革新并没有引起其他割据势力多大的注意。在历史即将出现转折之时，高坐在权力之巅的军阀们并没有意识到现在和过去有什么不同。
显德元年（公元954年）十一月，在高平之战中遭受重创的北汉皇帝刘崇带着大仇未报的怨恨一病不起，撒手人寰。他的次子刘钧接过皇位，继续统治已被压缩得只剩弹丸之地的河东。刘钧继位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向契丹报丧，向他必须继续倚靠的契丹皇帝表达百分之百的谦卑。“睡王”也不客气，在回诏中直接称呼他为“儿皇帝”，压根没把这北汉的新皇帝放在眼里。
被迫向契丹人卑躬屈膝的刘钧虽然觉得憋屈，但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也只能忍气吞声，埋头搞发展。刘钧倒是很有自知之明，一改父亲那种急于复仇的心态，在对后周战略上转为守势，任用著名隐士“抱腹山人”郭无为为相，把精力转向国内治理。
而在江淮之滨，中原的老对手南唐正做着自己的盛世大梦。南唐中主李璟继位后，靠着祖宗留下的老底子，大规模对外用兵，先后消灭了邻近的闽、南楚二国，疆土之广阔达到了南唐建国以来的顶峰。军事上的成就让李璟觉得自己统治下的南唐正处于煌煌盛世。于是，这位志得意满的国主把注意力转向享受这个难得的太平盛世。曾创作出“小楼吹彻玉笙寒”这样千古名句的李璟多才多艺，诗词更是一绝。李璟整日与宠臣韩熙载、冯延巳等人饮宴赋诗，夜夜笙歌。在李璟的示范带领下，南唐官场声色犬马，一派奢靡之风。至今，我们还可以从那副国宝级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中一窥其貌。
而在那个号称天府之国的盆地里，后蜀皇帝孟昶同样觉得自己正处于人生的巅峰。孟昶从父亲孟知祥手中接过皇位之后，展现了极强的政治手腕。他首先铲除了张业、王处回、赵廷隐等前朝旧臣，把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接着，孟昶又把眼光投向了秦、成、阶、凤等四州。这四个州是当年前蜀皇帝王建乘火打劫，从岐王李茂贞手里硬抢过来的肥肉。后来孟知祥在蜀地兵变，建立后蜀，但这四个州却倒向了中原王朝。孟昶做梦都想恢复当年前蜀的疆域，把势力重新扩张到大散关一带。不久，契丹大举南侵，攻灭后晋，中原一片混乱。孟昶乘机出兵，把秦、成、阶、凤等四个州悉数纳入囊中。公元950年，志得意满的孟昶自称“睿文英武仁圣明孝皇帝”。在孟昶看来，他已经创造了超越父亲的辉煌帝业，能守住这份家业便是最大的成功。
中原王朝的奋发图强并没影响他对手们的心情。当柴荣以只争朝夕的决心和速度在朝野上下推动全面革新之时，他的对手却无一人有他那样的忧患意识，更无一人有他那样的历史大局观。十余年之后，当宋军摧枯拉朽，横扫江南之时，人们才惊觉，原来在他们夜夜笙歌，觥筹交错之时，中原早已焕然一新。
当然，天下人却并不都那么糊涂。柴荣的励精图治很快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注意。不久，一封密报交到了柴荣手上。这是枢密使魏仁浦递交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说，最近有自称不少来自秦州（今甘肃省秦安县西北）的百姓，请求后周早日发兵，攻灭后蜀。密报中还说，后蜀政权横征暴敛，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而高官们却富得流油，奢侈无度，老百姓们都盼望后蜀政权早日灭亡。魏仁浦还特意强调了一个细节：据说后蜀皇宫中，连溺器也镶满了名贵的宝玉，可见王公贵族们奢侈到了何种程度。这样的国家，焉有不灭之理？
但柴荣却并不这么想。 ↑返回顶部↑
柴荣皱了皱眉头，步入馆内。屋内局促狭小，四壁残破，馆内藏书，寥寥无几。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没有什么能比国家藏书的地方更能看出王朝的兴衰，炎黄文化，延绵千年，如今竟放不满十余间小屋。扭转这个乱世重武轻文之风，或许正可以从这里开始。
柴荣对范质说：“堂堂朝廷，藏书如此匮乏，谈何文治？回朝之后，马上拟诏：鼓励各地向崇文馆贡献藏书，凡献书者，悉加优赐！再于朝官中选差二十人，调中书门下任职，专门负责对藏书校雠、刊正、抄写！假以时日，定能重振天下读书之风！”
柴荣说完，看了看一直跟在自己身后的赵匡胤。“我知赵将军出身将门，自幼习武，骑马射箭，无一不精。但要造盛世，光有能战之军还远远不够。想当年，梁太祖朱全忠，唐庄宗李存勖，他们手下之军不可谓不强，却同样兵败身亡，灰飞烟灭。”赵匡胤听了，连连称是。柴荣笑了笑：“古人云，开卷有益。即使身为武将，也要读书。将军练兵空闲之时，不妨多翻翻这些书，定能有所裨益。”赵匡胤牢牢记住了柴荣的话。从此，赵匡胤常于军中手不释卷，潜心攻读。甚至听到谁藏有异书，不惜千金收买。甚至带兵打仗之时，也以车载书数千卷随军而行。
对柴荣而言，重建崇文馆只是一个小小的突破口，要全面扭转重武轻文的风气，还需要更大的动作。
五代以来，强权当道，武力为王，中原更是战乱的重灾区。恶劣的生存环境让文人士大夫纷纷南迁至相对安定的南方，而更多的读书人为保持自己的节操，则选择了隐居不仕。作为文官制度基础的科举，虽然并未明令废弃，但由于战乱不止，时常荒废。即使施行，科举考试也成为官员舞弊谋私的工具，早已失去了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意义。长此以往，本应是文人精英集萃之地的朝廷，反而成了不学无术、无才平庸之辈表演的舞台。
后梁有个翰林学士叫封舜卿，而这样御封的最高知识分子，因为才思拙涩，居然经常要门生代笔，传为笑谈。后唐时则荒唐事更多，一个叫崔协的人，写一篇文章都错字百出，而这样的人不仅中了进士，还做了宰相。拜相之后，连表奏都不会写，只好找枪手代笔，史称“庙堂代笔，假手于人”。李存勖时期的两个宰相豆卢革、韦说平时高谈阔论，夸夸其谈，一处理政务，则错误百出。他们为官员封拟官阶，竟常常高低颠倒，经常需要郎官来纠正。后唐末帝李从珂时，宰相马胤孙无才无德，为了避免犯错被追究责任，干脆为自己定了个规矩：不开口议政，不开印办事，不开门接待官员，号称“三不开”宰相。庙堂之上，全是这样的官员，政事之混乱，可见一斑。
郭威登基之后，痛感人才缺乏，科举废弛，曾颁布诏令，要求“各科的举人，要按等级次第加考题目，而进士除考诗赋以外，还要加试一门其他文章。”但不久后，郭威病死，复兴大计落到了柴荣身上。
非常之时须行非常之法。柴荣决定部分恢复已废止多年的举荐制。他下诏，要求在朝文官，每人举荐有才德的人才一人，即使因族近亲也无妨。但要求授官之时，必须署上举荐人的姓名，若此人为官不仁，作奸犯科，将来要连带追究举荐者的责任。柴荣这样做，不光是因为朝中急需人才。他还有更深的考虑。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逆转朝野内外重文轻武，漠视德行的风气，进而重建已被掏空的文士阶层。
柴荣当然知道，这样的举荐不能作为常态，再兴科举才能治本。没过多久，他便诏告朝野：“国家设贡举之司，是为了求英俊之士。但听闻近年以来，多有滥进，甚至有人以家族出身或是贿赂官员而中第。从今年开始，朝廷录用的举人，要全部通过复试，复试不过，一律淘汰。”所谓复试可不是走走过场。第一年科举取进士十六人，复试一开，竟有十二人落马，举国震惊。大家知道，柴荣这次是来真的了。
不久，柴荣又采纳官员的建议，下令严查科举代考等舞弊行为，一旦查实，处以劳役，永不录用。不久如此，柴荣还抽出时间亲自批阅新举进士的诗赋、论文、策文，以防止出现滥竽充数之徒。皇帝亲自把关，各地更是如履薄冰，科举场上，风气为之一新。
鼓励举荐人才，重振科举制度。柴荣相信，活水一旦引入，只要假以时日，终将改变武力当道，文士匮乏的现状。柴荣的做法深刻影响了赵匡胤后来创立那个宋王朝。赵匡胤登基之后，把皇帝亲自参与科举选拔的做法制度化，设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分别由地方（州）、礼部和皇帝组织。北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宋太宗采纳陈靖的建议，创设了“糊名法”（把试卷上填写姓名的地方盖纸糊住），以防止舞弊。到了北宋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又实行“誊录法”：即将考生的试卷全部誊抄过录一遍，杜绝了通过字迹、暗语等给人情分的可能。科举，这项隋朝创立的制度，在经过晚唐五代战乱的屠戮之后，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在极为重视文官政治的宋王朝再度兴盛。而这一转变的发端，却是执政只有短短五年多的周世宗柴荣。
接下来，柴荣又盯上了人们诟病已久的刑法制度。晚唐以来，历代实行严刑峻法，各地军阀大吏更视治下的百姓、官僚如私家财产，怒则杀，喜则赏，完全不受节制。郭威称帝以来，清查冤狱，废除过于严苛的刑律，在这方面有所改善。但在柴荣看来，这些小修小补还远远不够。
很快，柴荣做了一件历朝皇帝都不可能去做的事：亲自查阅各地囚犯的档案。汝州的一个案子引起了柴荣的注意：当地一个叫马遇的老百姓，父亲、弟弟都因犯案被判处死。马遇坚定地认为父亲和弟弟是含冤而死，屡次申诉，都被驳回。柴荣当即调来案宗，传来证人，亲自审问，果然发现这是一起冤案。柴荣当即把此案审理情况昭告天下，朝野耸动。皇帝竟然为了一个普通老百姓亲自审案，各级官员岂敢怠慢。从此，后周各部门长官无不亲自省察刑事案件，再不敢松懈。
谈及此事，柴荣感慨万千。他对左右大臣说：“朕并非什么圣人，却也能辨明一桩所谓的疑案。看来并不是判案有多难，难在各级官员坚持良心，坚持法律。从今以后，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赏人！”众人听了，表面上唯唯诺诺，心里却想，“因怒刑人，因喜赏人”，这对皇帝而言简直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柴荣也不过说说而已。既然权倾天下，谁还愿意自己给自己套上一个枷锁呢？大臣们远远低估了柴荣的决心。他当然不是说说而已。
显德四年（公元957年），柴荣听从范质的建议，下诏重修刑律，编定《显德刑律统类》（史称《大周刑统》）。在范质的主持下，历时一年，大功告成，《大周刑统》于第二年正式颁布施行。经过了混乱的五代，在唐朝法律制度已破坏殆尽之时，《大周刑统》的出现毫无疑问是中国古代法律史上的一大进步。五年之后的宋建隆四年，《宋刑统》问世，奠定了宋王朝的刑律体系。但人们不要忘记，这部因成为历史上首部刊印颁行的法律而名垂青史的法典，毫无疑问是受了那部只有短短五年生命的《大周刑统》的影响。而柴荣那句载入史册的“不因怒刑人，因喜赏人”，更让人看到了他鲜明的法治思想，令后世无数的史学家感叹不已。
登基短短一年，柴荣以惊人的精力，四面出击，全面革新，事必躬亲，令朝野震惊。以至于当时在河南府任推官的高锡上书劝谏道：“天下四海之大，日常政务之多，即使是尧、舜那样的圣君也无法事必躬亲，如今陛下竟然全部亲自处理。但天下人却并不会认为陛下有多么聪明智慧，反而会说您狭隘多疑，不相信群臣。陛下只需选贤用能，赏功罚过，天下何愁不能太平！何必亲自处理那些低贱的事务，而丢掉为政的根本呢？”看了如此尖锐的劝谏，柴荣只能苦笑而已。
高锡说得不是没有道理。但又有谁能明白他心里的急切与焦虑。天下破碎，民不聊生，外部威胁更是日益严重。赏功罚过，说得如此轻松，但内忧外患的天下还经得起任何的失败与错误吗？一旦不慎，中原随时都可能遭到灭顶之灾。柴荣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人们怎么想，怎么说，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天下。
或许，一个心怀天下的完美主义者，永远都只能孤独地战斗。
第四章 舍身为民
柴荣以旺盛的精力和惊人的效率推动着后周王朝的全面革新，一系列连珠炮般的变革令人眼花缭乱。为了天下百姓，他就像勇敢地扑向火焰的灯蛾，就算面对再多的非议和责难，他都义无反顾，绝不退缩。
17 农夫与蚕妇
革新全面启动，一发而不可收。在柴荣的全力推动下，受尽苦难的中原出现了难得的复兴迹象。但后周王朝大刀阔斧的革新并没有引起其他割据势力多大的注意。在历史即将出现转折之时，高坐在权力之巅的军阀们并没有意识到现在和过去有什么不同。
显德元年（公元954年）十一月，在高平之战中遭受重创的北汉皇帝刘崇带着大仇未报的怨恨一病不起，撒手人寰。他的次子刘钧接过皇位，继续统治已被压缩得只剩弹丸之地的河东。刘钧继位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向契丹报丧，向他必须继续倚靠的契丹皇帝表达百分之百的谦卑。“睡王”也不客气，在回诏中直接称呼他为“儿皇帝”，压根没把这北汉的新皇帝放在眼里。
被迫向契丹人卑躬屈膝的刘钧虽然觉得憋屈，但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也只能忍气吞声，埋头搞发展。刘钧倒是很有自知之明，一改父亲那种急于复仇的心态，在对后周战略上转为守势，任用著名隐士“抱腹山人”郭无为为相，把精力转向国内治理。
而在江淮之滨，中原的老对手南唐正做着自己的盛世大梦。南唐中主李璟继位后，靠着祖宗留下的老底子，大规模对外用兵，先后消灭了邻近的闽、南楚二国，疆土之广阔达到了南唐建国以来的顶峰。军事上的成就让李璟觉得自己统治下的南唐正处于煌煌盛世。于是，这位志得意满的国主把注意力转向享受这个难得的太平盛世。曾创作出“小楼吹彻玉笙寒”这样千古名句的李璟多才多艺，诗词更是一绝。李璟整日与宠臣韩熙载、冯延巳等人饮宴赋诗，夜夜笙歌。在李璟的示范带领下，南唐官场声色犬马，一派奢靡之风。至今，我们还可以从那副国宝级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中一窥其貌。
而在那个号称天府之国的盆地里，后蜀皇帝孟昶同样觉得自己正处于人生的巅峰。孟昶从父亲孟知祥手中接过皇位之后，展现了极强的政治手腕。他首先铲除了张业、王处回、赵廷隐等前朝旧臣，把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接着，孟昶又把眼光投向了秦、成、阶、凤等四州。这四个州是当年前蜀皇帝王建乘火打劫，从岐王李茂贞手里硬抢过来的肥肉。后来孟知祥在蜀地兵变，建立后蜀，但这四个州却倒向了中原王朝。孟昶做梦都想恢复当年前蜀的疆域，把势力重新扩张到大散关一带。不久，契丹大举南侵，攻灭后晋，中原一片混乱。孟昶乘机出兵，把秦、成、阶、凤等四个州悉数纳入囊中。公元950年，志得意满的孟昶自称“睿文英武仁圣明孝皇帝”。在孟昶看来，他已经创造了超越父亲的辉煌帝业，能守住这份家业便是最大的成功。
中原王朝的奋发图强并没影响他对手们的心情。当柴荣以只争朝夕的决心和速度在朝野上下推动全面革新之时，他的对手却无一人有他那样的忧患意识，更无一人有他那样的历史大局观。十余年之后，当宋军摧枯拉朽，横扫江南之时，人们才惊觉，原来在他们夜夜笙歌，觥筹交错之时，中原早已焕然一新。
当然，天下人却并不都那么糊涂。柴荣的励精图治很快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注意。不久，一封密报交到了柴荣手上。这是枢密使魏仁浦递交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说，最近有自称不少来自秦州（今甘肃省秦安县西北）的百姓，请求后周早日发兵，攻灭后蜀。密报中还说，后蜀政权横征暴敛，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而高官们却富得流油，奢侈无度，老百姓们都盼望后蜀政权早日灭亡。魏仁浦还特意强调了一个细节：据说后蜀皇宫中，连溺器也镶满了名贵的宝玉，可见王公贵族们奢侈到了何种程度。这样的国家，焉有不灭之理？
但柴荣却并不这么想。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