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节（3 / 4）
果然，药不然无奈地嘬了嘬牙花子，把本来已经探进怀里的手缩了出来：“下次我先斩后奏得了，许大善人。”
我们三个从二楼下来，在大厅坐定。戴鹤轩吩咐弟子准备出一份合同，递给我一管笔。我把合同看了一遍，我将受雇于一个叫宇宙黄帝文化推广有限公司，职位是推广大使，薪酬什么的都是空白，合同期限有点惊人——终身。
事到如今，我也没心情跟他逐条谈判，俯身把名字签上，还把身份证掏出来拿去复印了一份。
戴鹤轩把合同签好，心情大好。我催促他尽快履行承诺，戴鹤轩拿过电话，当着我的面给公安局打了一个电话，提出撤诉。然后他告诉我，撤诉也得有个过程，烟烟三天内肯定能放出来。
“不知道她出来以后，发现你跑到我手下，会是什么表情。那丫头可是个刚烈性子。你打算怎么跟她解释？”戴鹤轩饶有兴趣地抖了抖合同，让弟子给收起来。
我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便催促道：“该轮到《清明上河图》了。”
“哦，对了，还有这事儿呢。”
戴鹤轩嘴里说着，却不着急。他端起一杯刚沏好的热茶，吹吹茶叶，抿了一口，搁下茶杯，这才慢吞吞地说道：“我家先祖戴熙，籍贯本是杭州钱塘，道光十一年的进士，十二年翰林，官至兵部侍郎。他一生嗜画，是继江左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祈——之后的山水画大师。”
“我们不是来听你讲家谱的。”药不然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
戴鹤轩双手一摊：“你们不想听，那就自己去找《清明上河图》的秘密好了。”我把药不然按住，示意他继续。戴鹤轩得意地瞥了眼药不然，这才继续说道：“我先祖戴熙擅画花鸟、人物，以及梅竹石，名声很大，号称‘四王后劲’。道光年间，他时常被召进宫去，留下不少墨宝书画。借着这层关系，故宫里的各种珍藏他都曾经有机会见到。”
“其中也包括《清明上河图》？”
“不错。当时有个大收藏家毕沅，他花了大价钱从陆费墀处购得《清明上河图》，可惜后来犯了大错，满门抄斩，这幅画就进了宫中。嘉庆帝特别喜欢这幅作品，把它收录在《石渠宝笈三编》一书内。到了道光朝，戴熙有一次入宫作画贺寿，天子一高兴，恩准他进入御库观摩。他借这个机会，终于一睹其真容。”
陆费墀和毕沅、毕泷兄弟的钤印题跋我都在照片上见过，知道戴鹤轩这个传承的次序所言不虚。
戴鹤轩说到这里，语气稍微停顿了一下：“戴熙当晚回来，神色有些古怪。他儿子戴以恒也是位丹青名家，问他有没有看到《清明上河图》。戴熙说了一句奇怪的话，‘张择端灿然杰作，惜乎不全。’”
我和药不然听到这一句，齐声问道：“什么惜乎不全？”
戴鹤轩又慢慢呷了一口茶，扫了我们一眼：“自然是惜乎《清明上河图》画卷不全。故宫所藏，只是残本，缺了一截，故而我家先祖有此一叹。”
这一句话说出来，我顿时觉得脑袋一晕，觉得脑子被极多的信息量一下子冲垮了。先前我也想过《清明上河图》的秘密到底是什么，比如画风、用笔、运墨或者某一处细节隐藏着暗号什么的，却从来没想过，流传了这么多年的名画，居然不是全本？！
我飞快地在脑海里回想它的相关数据，故宫本的《清明上河图》宽24.8厘米，长528厘米，绢本，两侧都被仔细装裱过，看不出有残缺截断的痕迹。历代笔记著述里，也从未提及它是残卷，戴熙这个观点，可真有点石破天惊。
“那么，戴熙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什么凭据吗？”我问。
戴鹤轩摇摇头：“戴以恒当时也是这么问的，可是戴熙却没回答，反而把他喝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清明上河图》是天子亲自收录进《石渠宝笈三编》的珍品，谁敢多嘴非议？他说短了一截，万一让皇帝听见，让他去把画补全，那可怎么办？”
这倒是真的，道光朝的文字狱虽没有乾隆朝那么严厉，但这些文人早被杀没了胆魄，噤若寒蝉，哪敢胡乱说话。
戴鹤轩继续道：“当天晚上，戴熙独自一个人在书房写了幅字帖，写完以后，便把它收藏起来，从不公开示人——对了，就是跟他另外一件珍藏大齐通宝搁在一起。”
我有些不甘心：“那幅字帖里写的什么？有没有提到《清明上河图》的残本？”
“都说了从不公开示人了，别说外人，连他儿子戴以恒都没看见过。戴以恒在他的《醉苏斋笔记》里特意写了这段轶事，说他父亲把这副字帖藏得很紧，还告诫家里人说，除非《清明上河图》真相得白，才许戴家后世子孙公开此帖。戴以恒推测，自己父亲可能曾亲眼见过《清明上河图》的残本，与故宫本进行对照后，终于确定真本不全。戴熙是一位丹青名家，他发现这等秘密又不敢说，简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便把这个发现写在字帖里，留待后证。”
我大概能猜到戴熙的心理活动，这是一种很典型的文人小心思——胆小怕事，却又爱惜自己名声。他写了字帖秘而不发，等到别人站出来证明《清明上河图》确实是残本，戴家子孙便可以公开此帖，证明戴熙才是这个秘密的第一发现人，既安全又青史留名。
戴鹤轩又道：“戴熙后来回到杭州养老，没想到闹起太平天国。他被迫投水自尽，大齐通宝从此消失，和大齐通宝搁在一起的字帖，也同时失踪，再无踪迹。好在这段故事因为被戴以恒写进笔记里，得以流传下来，我们戴家的人都知道。1951年国家鉴定《清明上河图》的时候，我以一个技术员的身份参加鉴定组，忽然想到了戴熙的这个典故。不过那个时候政治气候特殊，我不敢乱发表意见，残本一说，我只跟鉴定组的组长郑振铎先生略微提及过，可惜证据不足，他未能尽信，没有正式提出讨论。等到真本的鉴定结果一出来，我待在那里也失去了意义，便找个借口回南京了。”
“残本之说，刘一鸣也不知道吗？”
“我没跟他提过，不过以他的嗅觉，肯定隐隐觉察到我戴家和《清明上河图》之间有什么渊源——不然他现在也不会专程把你派来找我，对不对？”说到这里，戴鹤轩从怀里掏出那枚大齐通宝，让它在指头之间来回滚动，“黄克武把这枚铜钱送还给我，除了示好，恐怕还有提示我的意思吧？”
原来这一枚大齐通宝，还有这么一层寓意。这些老人，有什么话都不明说，非要绕一个大圈子。早知道大齐通宝、戴熙、《清明上河图》之间有这样的关系，我可能会省掉不少麻烦。我在心里暗暗抱怨道。
“行了，我说完了。”戴鹤轩搁下杯子。 ↑返回顶部↑
我们三个从二楼下来，在大厅坐定。戴鹤轩吩咐弟子准备出一份合同，递给我一管笔。我把合同看了一遍，我将受雇于一个叫宇宙黄帝文化推广有限公司，职位是推广大使，薪酬什么的都是空白，合同期限有点惊人——终身。
事到如今，我也没心情跟他逐条谈判，俯身把名字签上，还把身份证掏出来拿去复印了一份。
戴鹤轩把合同签好，心情大好。我催促他尽快履行承诺，戴鹤轩拿过电话，当着我的面给公安局打了一个电话，提出撤诉。然后他告诉我，撤诉也得有个过程，烟烟三天内肯定能放出来。
“不知道她出来以后，发现你跑到我手下，会是什么表情。那丫头可是个刚烈性子。你打算怎么跟她解释？”戴鹤轩饶有兴趣地抖了抖合同，让弟子给收起来。
我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便催促道：“该轮到《清明上河图》了。”
“哦，对了，还有这事儿呢。”
戴鹤轩嘴里说着，却不着急。他端起一杯刚沏好的热茶，吹吹茶叶，抿了一口，搁下茶杯，这才慢吞吞地说道：“我家先祖戴熙，籍贯本是杭州钱塘，道光十一年的进士，十二年翰林，官至兵部侍郎。他一生嗜画，是继江左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祈——之后的山水画大师。”
“我们不是来听你讲家谱的。”药不然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
戴鹤轩双手一摊：“你们不想听，那就自己去找《清明上河图》的秘密好了。”我把药不然按住，示意他继续。戴鹤轩得意地瞥了眼药不然，这才继续说道：“我先祖戴熙擅画花鸟、人物，以及梅竹石，名声很大，号称‘四王后劲’。道光年间，他时常被召进宫去，留下不少墨宝书画。借着这层关系，故宫里的各种珍藏他都曾经有机会见到。”
“其中也包括《清明上河图》？”
“不错。当时有个大收藏家毕沅，他花了大价钱从陆费墀处购得《清明上河图》，可惜后来犯了大错，满门抄斩，这幅画就进了宫中。嘉庆帝特别喜欢这幅作品，把它收录在《石渠宝笈三编》一书内。到了道光朝，戴熙有一次入宫作画贺寿，天子一高兴，恩准他进入御库观摩。他借这个机会，终于一睹其真容。”
陆费墀和毕沅、毕泷兄弟的钤印题跋我都在照片上见过，知道戴鹤轩这个传承的次序所言不虚。
戴鹤轩说到这里，语气稍微停顿了一下：“戴熙当晚回来，神色有些古怪。他儿子戴以恒也是位丹青名家，问他有没有看到《清明上河图》。戴熙说了一句奇怪的话，‘张择端灿然杰作，惜乎不全。’”
我和药不然听到这一句，齐声问道：“什么惜乎不全？”
戴鹤轩又慢慢呷了一口茶，扫了我们一眼：“自然是惜乎《清明上河图》画卷不全。故宫所藏，只是残本，缺了一截，故而我家先祖有此一叹。”
这一句话说出来，我顿时觉得脑袋一晕，觉得脑子被极多的信息量一下子冲垮了。先前我也想过《清明上河图》的秘密到底是什么，比如画风、用笔、运墨或者某一处细节隐藏着暗号什么的，却从来没想过，流传了这么多年的名画，居然不是全本？！
我飞快地在脑海里回想它的相关数据，故宫本的《清明上河图》宽24.8厘米，长528厘米，绢本，两侧都被仔细装裱过，看不出有残缺截断的痕迹。历代笔记著述里，也从未提及它是残卷，戴熙这个观点，可真有点石破天惊。
“那么，戴熙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什么凭据吗？”我问。
戴鹤轩摇摇头：“戴以恒当时也是这么问的，可是戴熙却没回答，反而把他喝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清明上河图》是天子亲自收录进《石渠宝笈三编》的珍品，谁敢多嘴非议？他说短了一截，万一让皇帝听见，让他去把画补全，那可怎么办？”
这倒是真的，道光朝的文字狱虽没有乾隆朝那么严厉，但这些文人早被杀没了胆魄，噤若寒蝉，哪敢胡乱说话。
戴鹤轩继续道：“当天晚上，戴熙独自一个人在书房写了幅字帖，写完以后，便把它收藏起来，从不公开示人——对了，就是跟他另外一件珍藏大齐通宝搁在一起。”
我有些不甘心：“那幅字帖里写的什么？有没有提到《清明上河图》的残本？”
“都说了从不公开示人了，别说外人，连他儿子戴以恒都没看见过。戴以恒在他的《醉苏斋笔记》里特意写了这段轶事，说他父亲把这副字帖藏得很紧，还告诫家里人说，除非《清明上河图》真相得白，才许戴家后世子孙公开此帖。戴以恒推测，自己父亲可能曾亲眼见过《清明上河图》的残本，与故宫本进行对照后，终于确定真本不全。戴熙是一位丹青名家，他发现这等秘密又不敢说，简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便把这个发现写在字帖里，留待后证。”
我大概能猜到戴熙的心理活动，这是一种很典型的文人小心思——胆小怕事，却又爱惜自己名声。他写了字帖秘而不发，等到别人站出来证明《清明上河图》确实是残本，戴家子孙便可以公开此帖，证明戴熙才是这个秘密的第一发现人，既安全又青史留名。
戴鹤轩又道：“戴熙后来回到杭州养老，没想到闹起太平天国。他被迫投水自尽，大齐通宝从此消失，和大齐通宝搁在一起的字帖，也同时失踪，再无踪迹。好在这段故事因为被戴以恒写进笔记里，得以流传下来，我们戴家的人都知道。1951年国家鉴定《清明上河图》的时候，我以一个技术员的身份参加鉴定组，忽然想到了戴熙的这个典故。不过那个时候政治气候特殊，我不敢乱发表意见，残本一说，我只跟鉴定组的组长郑振铎先生略微提及过，可惜证据不足，他未能尽信，没有正式提出讨论。等到真本的鉴定结果一出来，我待在那里也失去了意义，便找个借口回南京了。”
“残本之说，刘一鸣也不知道吗？”
“我没跟他提过，不过以他的嗅觉，肯定隐隐觉察到我戴家和《清明上河图》之间有什么渊源——不然他现在也不会专程把你派来找我，对不对？”说到这里，戴鹤轩从怀里掏出那枚大齐通宝，让它在指头之间来回滚动，“黄克武把这枚铜钱送还给我，除了示好，恐怕还有提示我的意思吧？”
原来这一枚大齐通宝，还有这么一层寓意。这些老人，有什么话都不明说，非要绕一个大圈子。早知道大齐通宝、戴熙、《清明上河图》之间有这样的关系，我可能会省掉不少麻烦。我在心里暗暗抱怨道。
“行了，我说完了。”戴鹤轩搁下杯子。 ↑返回顶部↑